金银，特别是银源源不断地从西班牙殖民地流入欧洲，欧洲货币金属的供应量大幅度上升，在整个16世纪至少增加了3倍。西班牙政府曾试图禁止金银的出口，但徒劳无益。而且，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违禁者。它用大量的金银支付对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的欠款，并且资助无休无止的战争。正是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参与的违禁买卖活动，使贵金属在欧洲蔓延扩散。最明显直接的结果是价格的长期（不正常的）上涨。16世纪末的价格水平比世纪初高出3倍至4倍之多。当然，价格因地区和商品种类的差异上涨幅度不尽相同。在安达卢西亚，价格上涨的速度和幅度比偏僻落后的俄国要大得多，因为那里的港口是美洲金银唯一合法的贸易中心。食物价格，尤其是谷类、面粉和面包价格上涨得比其他普通商品高。总体上来说，货币工资的上升大大落后于商品价格的上升，结果是实际工资的严重下降。

价格革命的现象引发了数不清的学术讨论，无休无止，而且无关宏旨。这些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价格革命的机制、后果及诱因。有观点指出，15世纪后半叶中欧银产量的上升，以及非洲的黄金进入葡萄牙，都增加了货币储备，进而引起价格上升。贪婪而无耻的统治者在铸币过程中又降低成色，更刺激了名义价格的上升。也有人认为，相比货币储备的增加，人口增长是价格上升的一个更重要的诱因。这观点显然忽视了整体（平均）价格与相对价格之间的区别。价格革命的后果就是农民与贵族阶层的贫穷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www.daowen.com)

确切地讲，将许多不良后果归咎于价格革命似乎有点过度夸张，或者说压根是错误的。尽管在那个世纪里价格上涨的百分比相当惊人，但与20世纪后半叶价格的年增长幅度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激烈的短期振荡——上上下下的波动——比长期的整体通胀可能更具破坏性。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价格革命——如同任何一次的通胀——在个人和社会团体之间实现了一次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受益的是那些收入具有价格弹性的人群，如商人、制造商、自耕的地主、租地有保障且在市场销售农产品的农民。利益受损的是那些挣工资的以及只有固定收入且收入变化缓慢的人群，如领退休金或租金的、被高额征收地租的农民。尽管人口增长并不是价格（绝对）上涨的诱因，但可能是工资增长滞后的主因，因为劳工的过剩超出了农业和工业的吸纳能力。但实际工资下降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问题，准确地说，原因在于人口变化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