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中期的欧洲人口总体上在4 500万和5 000万之间，即达到大瘟疫前人口顶峰期的三分之二。权威人士一致认为，至17世纪中期，人口达1亿左右。考虑到17世纪上半叶的人口滞涨和可能下降的因素，1600年时的人口即使不是更多，至少也有这么多。那么，这次的人口增长和再次的滞涨和下降原因何在？

无法找到任何明显的单个理由来解释此次的人口增长。因自然免疫力的增强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瘟疫和其他流行病显然在渐渐消退；气候可能也在稍稍变好了；15世纪实际收入的提高；因前期人口下降造成的人口土地比率的改善，上述因素都可能促进了早婚，从而导致更高的出生率。不管怎样，因死亡率的下降和出生率的提高，欧洲人口在16世纪开始持续增长，即使在最初的有利条件变恶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16世纪的欧洲人口总体上是增长的，但其增长密度和速率从世纪初就因地区差异而迥然不同，至16世纪末仍是如此。“成熟”的意大利和充满活力的荷兰的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公里约有40人或更多。当然还有些地区如伦巴第和荷兰省的人口密度可高达每平方公里100人之多。（可以做个比较，近年意大利的人口密度约每平方公里190人，荷兰约为350人，整个西欧约为125人。）拥有1 800万人口的法国，其密度约每平方公里34人。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达400万或500万，密度略小一点。其他地区的人口密度更小——德国，每平方公里为28人；西班牙和葡萄牙为17人；东欧（不包括俄国）为14人；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仅为1.5或2人。

正如第三章所述，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人口密度和农业生产率密切相关。类似的差异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存在。如德国，农业最发达地区之一的符腾堡（Wurttemberg）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44人。英国南部的人口密度比威尔士和北部大。人口密度在法国北部和地中海地区的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要比山区和土地贫瘠的中央高原的大。与人口稀少的阿拉贡（Aragon）和卡斯提尔（Castile）高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达卢西亚和巴伦西亚人口众多的河谷和低地地区。另一组形成对照的是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Appenines）和阿尔卑斯山区与波河流域和罗马平原（Campagna）。而且，可以这么说，在16世纪后期，山区和贫瘠地区的人口过多，证据之一就是大量移民从这些地区流向人口密集而繁荣的平原和低地。然而，平原和低地地区的人口早就过于密集，地少人多，一些地区的土地保有权不得不一再分割。其他一些地区，人们自愿或不自愿地离开赖以为生的土地。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文献反复提到公路边和街道上的“健壮乞丐”，他们经常因贫穷而犯罪。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国内的过剩人口在海外殖民地找到了出路。事实上，殖民地甚至还被劳工短缺所困扰。在欧洲北部，殖民地的开发被鼓吹为解决人口过剩的灵丹妙药。然而，对于整个欧洲来说，16世纪和17世纪向海外移民的数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大量的迁移只是在国内甚至是当地。(www.daowen.com)

这些移民的结果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的增长快于整体人口增长。1500年至1600年之间，塞维利亚和伦敦的人口增加了3倍（都达到了15万）。那不勒斯增加了2倍（约25万）。拥有20万人口的巴黎早已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其人口又扩大至25万。阿姆斯特丹在15世纪末的人口大约是1万，至17世纪最初的几十年约为10万（所有这些都是近似数值）。尽管城市人口都在同比例地增长，但北欧的增长显然比地中海地区快，因后者在这一时期的初期已经城市化了。至16世纪末，佛兰德三分之一的人口和荷兰的约一半人口都居住在城镇。

在某些情况下，城市人口的增长表示经济发展的情况良好。但在16世纪未必如此。当时城镇的功能定位基本上是商贸和行政管理，而非工业中心。许多制造业如纺织业和冶金业都在农村发展。城镇的手工业一般由行业协会管理，要求很长时间的学徒期，还有其他一些进入门槛。农村移民很少拥有这些城市职业所需的技术和才能，他们就在城镇形成了流氓无产阶级，懒散、无技术、经常失业，靠乞讨和小偷小摸补贴家用。居住环境拥挤、肮脏，整个社区处于极易传播流行病的危险之中。

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更加剧了城乡穷人的窘况。因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产量，食物价格——尤其是做面包的谷类——的上涨速度也超过了货币工资的增长。这一情形又因“价格革命”而激化（见本章后半部分“价格革命”的内容）。至16世纪晚期，人口对资源的压力极其严重，而且17世纪上半叶遭遇了连年的农业歉收，爆发了腹股沟淋巴结鼠疫及其他流行病，还有频繁残酷的战争，特别是“三十年战争”，因此，人口膨胀最终止步不前了。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在17世纪的某一段时间或贯穿整个17世纪，人口数量实际上在下降，最显著的是西班牙、德国和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