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8年，一种叫做腺鼠疫的传染病——即臭名昭著的黑死病——从亚洲传到了欧洲。瘟疫沿着主要的商业路线迅速地蔓延开来，在城市和城镇敲响了沉重的丧钟。在两年的时间里它洗劫了整个欧洲，从西西里岛和葡萄牙到挪威、从俄罗斯帝国到冰岛。有些城市的死亡人口超过了一半，欧洲总人口可能至少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瘟疫变成了地方流行病，在这一世纪剩余的时间里，每隔10年或15年都会有新的爆发。除了瘟疫酿成的灾难，国内和国际战争在公元14世纪和15世纪达到了空前的紧张和残暴。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1338—1453年）使法国西部的大片土地遭到蓄意掠夺和破坏，而在东部，神圣的拜占庭帝国最终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猛攻下灭亡。

黑死病是中世纪经济危机中最严重的事件，但它绝不是危机的起源或原因。到13世纪末，前2个或3个世纪的人口增长已经趋于平稳。在14世纪上半叶，庄稼歉收和饥荒开始越来越频繁和严重。因此，早在1348年以前——尽管未被证实——人口就已经开始减少了。1315—1317年的大饥荒影响了整个北欧地区，从比利牛斯山到俄罗斯。在佛兰德这个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死亡率跃至正常数字的10倍。食物供给越来越不稳定，城市和城镇拥挤不堪，卫生设施简陋缺乏，这些都使人们更易传染到流行病，其中最糟糕的就是黑死病。

有证据显示，公元14世纪时气候开始恶化，至少在北欧，冬天变得更长、更冷、更湿。葡萄栽培从英国消失，谷物在挪威不再结穗，整个波罗的海冰封了三次，德国和低地国家的洪水更频繁、更严重。上述这些问题再怎么严重，也不足以充分地解释整个经济的滞胀和衰退，更一般的解释是，资源和技术的供给跟不上人口的过度增长。

至公元13世纪末，前几个世纪的大面积森林的开垦停止了。在一些地区——如意大利和西班牙——有证据显示，森林的乱砍滥伐造成了土壤的侵蚀和肥力的下降。在较远的北方地区，庄园主们出于保护自己的狩猎特权而反对砍伐，农民们则需要在剩余的森林里砍柴和放牧。庄园主和农民在利用森林的问题上发生过无数次冲突，有时引发暴力。没有新开垦的土地，牧场、灌木丛生的荒野、水草地都被转化成可耕地，这就意味着牲畜的减少，进而食物中的蛋白质更少了，用作肥料的粪便也更少了。肥料的匮乏一直是庄园制经济挥之不去的难题，牲畜的减少使问题更加严重，即使有更多的土地用来耕作，庄稼仍是歉收。生产率的提高——如四轮耕作法和其他更复杂的耕作法以及绿色肥料的使用——对某些地区略有成效，但其应用速度和影响程度仍不足以抵消土地因过度耕种而造成的边际收益递减。

正如我们所见，在中世纪经济扩张时期，地主们倾向于将劳役转换成货币租金，将他们的领地租赁给富裕的农民。随着人口和城市的持续增长，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了，而工资却下降了。许多地主为了支撑日益减少的收入，或为了利用有利的价格工资比，又开始开垦领地，有时牺牲牧场，甚至是农民的条形土地，扩大了领地的面积，试图重新恢复旧时的劳役。尽管后者的举动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在欧洲西部仅获得了小小的成功，事实证明，欧洲东部的地主更强硬些。不管事实如何，随着工资的逐渐下降，西部领主雇用劳动力耕作土地是很经济的选择。即使有大量的农民可以这样做并富有了起来，仍有大批的农民陷入日益窘迫的困境。一部分是这个原因，加上国王和其他地区统治者的苛捐杂税、社会矛盾日益紧张和时时爆发暴力和叛乱，如在1315—1317年因大饥荒爆发的佛兰德农民和工人的起义。

黑死病大大地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紧张与冲突。价格-工资的剪刀差突然倒转了。随着城市人口和需求的急剧下降，谷物和其他食品的价格突然下滑，工资却因劳动力短缺而上升了。当权者的第一反应是抑制工资的上涨，却由此加剧了农民和工人的敌意。普通大众一般是尽可能地回避当权者，但当后者高压施政的时候，前者必然会揭竿而起。在公元14世纪下半叶，叛乱、革命和国内战争在欧洲风起云涌，导火线并非都是抑制工资，但多多少少与饥荒、瘟疫和战争带来的经济突变有关。1358年，全法国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对抗地主和政府。在英国，一连串的地区性起义最终引发了1381年农民大暴动，一系列混杂的宗教和经济问题使革命者差点成功。意大利暴力冲突总体上没有超过公元11或12世纪公社争夺自治权时的激烈程度。但在1378年，佛罗伦萨羊毛业工人短暂地控制了城市，并将“肥胖的人们”——他们的主人——赶出了城。同样，在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和俄罗斯，类似的农民起义或工人起义或联合起义烽烟四起。不管这些起义的初期胜利有多大，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被封建贵族、城市政府或兴起中的国家君主政体残酷地镇压了。

起义很少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西欧在经历变化后的经济状况却使农民摆脱了庄园制度的束缚并获得了自由。即使统治阶级拥有政治军事上的强势，很快就很难执行劳役制度或抑制工资价格，因为庄园主之间相互竞争，以提高工资或租金来吸引农民耕种他们的土地。英国在经历了14世纪后期的社会动荡之后，进入了被专家称为“英国农业劳动者的黄金时代”的15世纪。实际工资——即货币工资与消费品的价格比——比以前任何时期都高，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同样，在西欧的其他地区，市场的力量使最后残留的农奴制彻底土崩瓦解，农民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提高了。由于城市需求疲软，谷物价格持续低迷，相对充足的土地就用于牲畜的饲养，农作物也从谷物转向有根作物和草料。尽管14世纪发生的大瘟疫及其相关噩运十分可怕，事实却证明它们起到了宣泄净化作用，从而为15世纪初的复兴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东欧走上了一条不同的演进路程，东欧的人口一直比西欧少，城镇少，城市人口密度低，市场力量也较弱。大瘟疫之后，城镇生活几乎萎缩了，市场萧条，经济回复到基本生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地主的统治，农民别无出路，要么服从，要么逃到荒地和无主地块去，一路上危机四伏。结果是，自公元9世纪起，地主就在没有更高统治机构的约束下强迫农民服奴役。(www.daowen.com)

西欧城镇的发展因大瘟疫而受到严重的制约，但还是幸存了下来，并最终复苏。与14世纪初期相比，15世纪初期的生产和贸易总量可能较小，但在15世纪的不同阶段，欧洲各地的人口、生产和贸易开始复苏，到了16世纪初，这些总量可能比之前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大。与此同时，一次重大的新的力量组合已经发生。由于需求的骤然下降，行会组织加强了行业管理，以更有效的卡特尔方式控制供给。它们限制产量，实施工作规章制度，严格限制去世的工匠师傅的儿子或亲戚成为新的行会成员。商人为寻求理性化的商业运作，发明或采用了复式记账法以及其他控制办法。15世纪的贸易公司在规模上无法与巴尔迪或佩鲁齐公司匹敌，但其中最大的佛罗伦萨的美第奇（Medici）银行和其他无数的公司都采用了一种类似于现代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这样做降低了因分支机构经营失败而造成的破产风险。面对越来越高的劳动力成本，企业家们寻找节省劳动力的生产新方法，或迁移到乡村以逃避行会组织的严格管理。

因竞争的加剧，生产和贸易出现了地区间的转换。一些城市动用了军事力量制服竞争对手，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周边的相邻，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他们并没有因为竞争而萎缩。更微妙的是，日内瓦的交易市场逐渐替代了14世纪香槟的地位，但在15世纪末又遭遇了里昂的竞争。在更远的北方，安特卫普逐渐替代了布鲁日，成为意大利贸易的主要终点港。德国汉萨同盟在1367年成为正式的组织，部分原因是应对需求的萎缩，以及反击竞争对手剥夺德国商人特权的企图。德国人对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贸易控制了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直到15世纪尾声时才遭遇荷兰和英国商人的船队以及捕鱼舰队的强大挑战。意大利各城市维持着其贸易的卓越地位，但在北欧却节节失利，这预示着即将来临的16世纪和17世纪会有更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由于法国是古代庄园的发源地，经常使用的是法语单词seigeurie和seigeurialisme（或变异后的英文单词seignorialism）。由于各地区的庄园存在性质上的差异，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表达，但基本相似。

(2)旧时英国有领地法院案卷副本为证的登册土地保有者。——译者

(3)指地中海东部沿海诸国。——译者

(4)史密斯的英文为Smith，含义是铁匠，金属品工匠。——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