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和黎凡特（Levant）⁽³⁾之间的贸易无疑是最著名和最有利可图的，并由此触发了两者之间的商业复兴。早在意大利人占据这条贸易之路之前，东部商人就曾在这条线路上将奢侈品运往西部宫廷。意大利人占据后，仍然是以奢侈品为主的货物从东运向西，它们有远方摩鹿加群岛（Moluccas）的香料、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拜占庭帝国的织锦、宝石和其他物品，另外也有大宗货物，如小亚细亚的明矾和叙利亚的生棉。而从西运向东的货物有羊毛和亚麻布、北欧皮毛、欧洲中部和伦巴第的金属器皿、威尼斯的玻璃制品。威尼斯人自有历史以来，一开始就与拜占庭帝国开展贸易往来，在公元11世纪后期，因帮助后者抵抗土耳其塞尔柱帝国（Seljuk），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非常有利的贸易地位。威尼斯人可以自由地进入拜占庭帝国的任何港口，不用支付关税或其他税金——这是连拜占庭本国商人都不享有的特权。

与此同时，热那亚和比萨已经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穆斯林驱逐出境，一路打到北非要塞，洗劫了当地的城市，并强迫对方签订了对意大利船只和商人有利的条款。随后，热那亚又打败了比萨，夺取了西地中海地区的掌控权，并挑战威尼斯在东部的控制权。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不管是联盟还是敌对的，意大利各城市都加强了对黎凡特的渗透，它们建起了殖民地和小特区，从亚历山大港沿着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海岸线，到小亚细亚、希腊、君士坦丁堡郊区，绕着黑海海岸线从克里米亚到特拉布宗（Trebizond）。甚至有在当地建造的热那亚船只航行在里海和波斯湾。耶路撒冷王国的衰亡和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对意大利在东部的地位几乎毫无影响，相反，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签订了各种条约，继续着“往日的贸易”。

从公元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东部贸易还有一个扩张的繁荣景象就是与中国的贸易。那期间蒙古帝国——世界上最为广袤的国家——横跨匈牙利和波兰直到太平洋。传说中残暴的蒙古统治者对基督教使节和西方商人却持欢迎态度。当然，又是以意大利人为主的贸易，他们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以及印度都建立了殖民地。商人手册不仅详细地描述了他们行走的线路——陆路经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的“丝绸之路”，或波斯，或海路经印度洋，并且还对商品需求给予有益的建议。马可·波罗的游记就曾是欧洲首批畅销书之一。

在地中海的另一端，贸易就显得比较平淡。商品当然也包括东方的香料和其他奢侈品，但更重要的是来自西西里岛的谷物供给，至少对意大利而言是如此。除了战争或封锁时期，谷物的流动都是定期有规则的，对于谷物匮乏的意大利各城市而言，这是生存的必需品。另外，其他普通商品如盐、鱼干、酒、石油、奶酪、干果等，从特产地或暂时盈余地区运往长期或短期亏空地区。虽然流通速度相对缓慢，嗅觉灵敏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仍然及时保证了有效需求的满足。尽管仍是意大利的大港口控制了贸易，意大利商人或多或少地愿意与加泰罗尼亚、西班牙、普罗旺斯、纳布奈斯（Narbonaise），甚至穆斯林商人共同分享市场（图3-4）。

图3-4　中世纪经济鼎盛时期。

北部海洋虽不如地中海繁忙，其地位在中世纪也得到了稳步提高。弗里斯兰人（Frisians）一直是北海沿岸逆大河而上的主要商人，货物多为小宗商品。随着波罗的海的名声远扬，斯堪的纳维亚人承接了贸易，但在中世纪后期，德国的各大贸易城市组织了汉萨同盟（the Hansa），控制了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全部贸易。

为了应对丹麦国王限制商人活动的威胁，汉萨同盟直到1367年才正式成立，最终包括了近200座城市和城镇。而在此之前的德国商人已经在外国城市建立了多年的非正式合作。例如，在威尼斯有一个“德国基金会”，专门为来回奔波的德国商人提供食宿，也为营销货物提供建议和帮助。又如在伦敦的“杆秤区（Steelyard）”是一个由德国商人居住的商业区，早在1281年就赢得了治外法权和自治权。类似的德国殖民地还有的在布鲁日、卑尔根、挪威、哥特兰岛（Gotland）的维斯比和波罗的海的其他地方，以及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贸易大城。还有里加、梅梅尔、但泽完全是建立在外国领土上的德国城市。德国商人将德国殖民者在波罗的海内陆生产的谷物、木材、松脂制品运往北海周围繁荣兴起的城市。

早在公元12世纪，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分工已成为中世纪经济的一大特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总部设在波尔多的加斯科涅的葡萄酒贸易；佛兰德的羊毛业严重依赖英国产的羊毛的供给；波罗的海地区成为愈来愈重要的谷物来源地，供给高度城市化的低地国家；再往南部，葡萄牙、法国和英国的船只将盐和酒运往北方，回程时载上干咸鱼等货物。

1英里的陆地运输一般比1英里的水路运输的成本更高，这在蒸汽发动机和内燃发动机发明之前更明显。因此，在工业时代之前，海上贸易更显重要。然而，在中世纪有一个例外，即欧洲南北之间的贸易，特别是意大利北部与德国及低地国家之间的贸易。船舶设计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发生在公元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并对公元15世纪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在此之前，地中海和北海之间的海上航线风险很大，利润也不高。因此，阿尔卑斯山脉的各大山口（布伦纳、圣哥塔、辛普伦、圣伯纳德、凯尼斯山等）尽管万水千山障碍重重，交通运输却比直布罗陀海峡还要繁忙。沿线的土地所有者封建领主们打击匪帮、修建道路，然后坐收过路费，尽管定价因其他备选路线的竞争还算合理。宗教兄弟会建起了驿站和救护中心，其中带着桶装白兰地的圣伯纳德救护犬是令人最难忘的象征。马车夫和赶骡人的专业公司负责提供运输工具，竞争气氛相当活跃。伦巴第平原上的城市——特别是米兰和维洛纳——成为线路南段的最重要商业中心区。而北部的终点站有许多，从东部的维也纳和克拉科夫到最北和西端的卢卑克、汉堡和布鲁日。但大多数商品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的大交易所或市场转手了，尤其还有香槟地区（Champagne）的4个交易市场。

香槟地区的交易市场出现在公元12世纪，是当时欧洲南北商人最重要的会面场所。香槟地区的贵族们除了提供商业设施和专业商业法庭外，还负责途中商人的安全，在这种保护下，交易市场在地区的4个城镇中一年四季正常地流通运转着，它们是普罗万（Provins）、特鲁瓦（Troyes）、拉尼（Lagny）、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坐落在欧洲两个最发达的经济地区——意大利北部和低地国家——之间，这里是商人们见面谈生意的地方，同时也是德国北部与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枢纽。从这些城镇中发展起来的商业惯例和技能——如“交易文书”和其他信用工具，还有商业法庭的前身——发挥的影响比市场本身更广泛、更久远。即使在作为商业交易中心衰败之后，它们仍被继续用作金融中心许多年。(www.daowen.com)

在公元13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从地中海到北海的航运愈来愈频繁。在公元14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威尼斯和热那亚组织起了常年的护送船队，即著名的佛兰德舰队。这些海运船队从地中海港口装货，然后直接运到布鲁日的固定大市场（之后再运到安特卫普）。这样就削弱了香槟交易市场的部分功能。尽管陆地贸易没有完全停止（公元15世纪日内瓦的角色与香槟十分相似），但很显然，欧洲南北之间的经济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不仅仅是新的线路、新的交通工具，还有商业规模和商业组织运转机制的转换。那些总部设在意大利大城市、分支机构遍布欧洲的贸易金融大公司取代了流动个体商人的地位，成为商业的主要代理人。这种有时被称为“商业革命”的发展对于欧洲在接下来的公元15世纪的扩张是极其重要的。

在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时期，商人一般都是外国人——“叙利亚人”（几乎都是黎凡特人）和犹太人。随着公元10世纪商业的复兴，欧洲商人的地位愈来愈突出，但直到公元13世纪开始很久，商人们仍是以流动巡回为主，过着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既要求强壮的体力和勇气，又需要敏锐的生意头脑。在陆地运输的商人们常常组成商队，携带好武器或雇用武装保镖以抵御匪盗。在海上运输的商人们同样武装起来对抗海盗，还得对付可能发生的海难。所以把这样的商人航海称为“探险”一点也不足为奇。

商人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他们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运送的货物上。然而，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种合伙制形式（commenda），譬如，一位年老的商人可能因不堪旅途困顿，就由他出资，寻找一位能航海的商人具体操作，利润的分配通常是四分之三归坐收的出资人，四分之一归实际操作的合伙人。这样的合同在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中十分常见，也用于陆地贸易，投资一般仅限于单笔（即往返）贸易，但一次成功后，两个合伙人经常会接着签下一份合同。有时，出资商人会指定目的地和带回的货物，然后在本地港口处理掉这些货物。但更常见的是操作合伙人做关键性的决定，尤其是当出资人是寡妇、基金会，或宗教机构、未成年人，或孤儿的委托人。早在公元12世纪，热那亚和意大利其他城市的许多不加入贸易之旅的个人就通过这种投资方式参与贸易。

随着贸易量的扩大和商业惯例的标准化，一种新的商业组织形式（vera società或称“真正的公司”）开始与合伙制形式竞争，有时甚至取而代之。公司的合伙人有几个，有时有许多，经常分布在欧洲的许多城市运作。意大利人在这类组织形式中是迄今为止最杰出的，总部设在佛罗伦萨、锡耶纳、威尼斯或米兰，分支机构则设在布鲁日、伦敦、巴黎、日内瓦和其他城市。他们时常在做贸易的同时参与银行业（或次序颠倒一下）。在17世纪大的注册公司出现之前，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和佩鲁齐（Peruzzi）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组织，但两家公司都在13世纪40年代宣布破产，原因是给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和其他一贫如洗的君主过度发放贷款。除了各大分支机构，这些大公司还有自己的船队、武器和骡队，有些还拥有或租赁金属矿山和其他矿藏。

对于远距离贸易，那些无力组建自己船队的小商人也有分散风险的办法。各有单独贸易的几个商人可能会联合起来向船主租赁船只，或一个商人租一艘整船，然后将空间分割零租给其他商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海运贷款，不直接参加贸易之旅的投资人就从利润中分得利息，他们既不是公司的合伙人，也不违反高利贷法。公元13世纪末，海事保险已十分普遍。

银行业和信贷与中世纪的商业紧密相连。早在公元12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就建立了原始的储蓄银行。最初的设想只是纯粹的安全存款，不久，银行就开始在接到客户口头指令——书面指令较少——后，将款项从一个账户转入另一个账户。尽管法律上禁止银行向小额储户贷款，但银行仍会给予优先储户透支额度，由此创造出一种新的支付方式。这样的银行只有在主要商业中心才能找到，在意大利以外，主要是在巴塞罗那、日内瓦、布鲁日和伦敦（伦巴第街——今日伦敦金融区，名字源于在此设立办事处的大量意大利银行家）。在其他地方，私人银行家买卖交易单促进了远距离贸易。由于船运货币和金条的高风险和费用，商人们更愿意做信贷（赊欠）买卖，将收益投资在运回来的货物上，等货物卖出后再结账获利。事实上，香槟地区交易市场的所有生意都是通过信贷完成的，市场的交易一结束，未结清的余额就会以“交易文书”的形式传递到下一个市场，相当于是一种汇票。各种形式的汇票是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但最终发展成纯粹的金融工具，与实际商品无任何直接的联系。

信贷得以广泛运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铸币的繁杂和混乱。西欧大多数地区使用加洛林王朝的货币体系——镑、先令和便士（拉丁文是libra、solidus、denarius），表面上看似自成一体的货币在实际运用中却出现相当令人困惑的零乱复杂。譬如，热那亚的里拉（lira）与英国的镑、法国的里弗赫（livre），甚至米兰或比萨的里拉是不等值的。而且，更根本性的是，镑和先令仅是账面货币，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等值铸币，后者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出现。公元11世纪和12世纪最通用的铸币是便士，不仅大额支付不方便，而且因各方权威——国王、公爵、伯爵，甚至大修道院——竞相铸造以致出现不同的规格、重量和含银量。尺寸大一些的银币约在公元13世纪初才投入使用，但仍缺乏统一的重量和纯度。陷入税收不足窘境的统治者常常靠降低铸币的成色来拓展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兑换者在交易市场和商业城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业务就是分辨不同种类铸币的价值。从他们的行列中走出了许多银行家（图3-5）。直到公元13世纪下半叶，欧洲才最终获得一个真正稳定的货币——1252年在佛罗伦萨首发的著名的弗罗林金币[热那亚在此几个月前铸造了类似的硬币，但没有前者普及。1284年威尼斯铸造的达克特（ducat）或西昆（sequin）金币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广泛使用，并出现了仿币]。弗罗林是适用于贸易的理想金币，价值稳定，面额相对大。但在它出现之前，信贷早已成为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图3-5　托斯卡纳银行家。一个银行家和助手坐在“柜台”后的长凳（bancum）上，“柜台”里存放着账本，铸币在柜台上兑出。许多银行家是从货币兑换者演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