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人口的精确数字统计是很难得到的，据估计，公元1000年左右西欧人口大概在1 200万至1 500万（这里指的西欧包括意大利北部、法国、比荷卢三国、联邦德国、瑞士、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当时的基督教欧洲（非拜占庭帝国）——即再加上挪威、瑞典、欧洲东部大部分地区、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教人口——人口约为1 800万至2 000万（这些数据表示西欧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事实上，恰恰是庄园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最大，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北部）。公元14世纪伊始，西欧人口大约在4 500万至5 000万之间，而整个欧洲的人口大约在6 000万至7 000万之间。西欧人口的增长几乎全部是自然增长，而其他地方的总数膨胀则来自西欧的移民和非基督教徒的被征服或皈依。

这样的人口增长是如何构成的？总人口维持平稳的数学条件是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若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下降，则人口增长。西欧的部分迹象和其他传统社会（即以农业为主）的类似情况显示，每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约在35‰至40‰之间（35‰代表在活着的每1 000人中每年有35人出生或死亡）。据人类生物学家估计，从生理学角度来说，出生率在最好条件下的最大值是50至55，现实中达到此高峰值是罕见的。死亡率没有相对应的最大值——1 000的比率意味着人口的彻底毁灭——但250或者甚至500的比率都有可能短期出现，如遇到严重的饥荒或疫情。如果出生率平均超过死亡率的3‰——如38‰或40‰出生率对比35‰或37‰的死亡率——随之引起的人口增长将是每年3个百分点，这足以说明之前推算出的增长。

如果假设欧洲人口在公元10世纪之前是平稳或下降的（公元2世纪至7世纪肯定是下降的），那么，对于出现的相反情况及其决定因素（即出生率的增长和死亡率的下降）又如何解释？最可信的解释是更充足、更持续、更多样化的食物供给带来了更好的营养。即使在当今最贫困的国家，纯粹因饥饿而导致的死亡也是十分罕见的，中世纪的欧洲毫无疑问也是如此。一个营养不足的人口——不管是热量摄入不足还是饮食失衡——肯定比营养充足的人口更容易感染疾病。因三轮耕作法和农业技术上的其他改进而获得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可以容易地解释平均死亡率的略微下降，而此种状况若持续多年的话，结果就是人口的显著增长。而且，尽管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平均出生率应该也是略微上升的。营养良好的父母更可能生出健康的孩子，婴儿期的存活率更高；而良好的经济条件可能鼓励早婚，生育期又得到了延长。

还有许多其他对人口增长有利的因素，只是证据不够有说服力。如战争和烧杀抢掠较少，破坏力不大，通过对生产的影响，生活的安全性完全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对于当时的医疗卫生习惯，我们知之甚少，无法对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作出任何结论。但肥皂的生产和使用却日显重要，至少在公元13世纪，这也许是造成死亡率下降的一个小小因素。北欧的气候可能在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稍稍有所变化，果真如此的话，其影响力主要可能显现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简而言之，我们应该把人口增长主要归功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后者又取决于农业技术的改进。

已增长的人口是如何分布的呢？他们从事哪些生产或非生产性的活动？首先是城市人口的激增，我们后面会探讨这部分人口和他们的活动。但发展中的城镇吸纳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远远不到一半的数字。绝大部分人口仍留在农村，按三种方式分布。第一，现有定居区域的人口平均密度增大。人们在已耕种的田野边缘不断开荒出新地，至少在公元13世纪，特别是公元14世纪上半叶，愈来愈多的农民不得不在已饱和的定居区域寻找栖身之地，结果是地块的平均尺寸愈来愈小。

第二，更重要的是，以前荒芜的无人定居的土地被开荒耕种了。在公元10世纪初，欧洲西北部的村庄（甚至更远的北部和东部）分布很散，中间隔着大片的原始森林或湿地。为了把荒地变为耕地，人们努力开荒垦地，和几个世纪后欧洲殖民者在美国的开荒拓地几乎如出一辙。类似的做法还有围海造田，如在佛兰德、西兰岛和荷兰。大多数开垦行为是受到领主鼓励或至少是准许，而领主就是这些土地的管理者。为了激发拓荒者开荒垦地的激情，领主经常被迫声明放弃领地的所有权和取消拓荒者的劳役。后者由此变成了只支付租金的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

森林、沼泽地和其他湿地的开垦直接由教会阶层督办，特别是西多会（Cistercian）的修士们。西多会创建于公元11世纪，其教义为极端禁欲主义、艰苦劳作和遁世。他们在荒野中建立起修道院，经济上努力做到自给自足，允许农民作为世俗兄弟帮助劳动。在克莱尔沃的圣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1112年加入该会，又称圣伯纳德）的领导下，新教堂在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遍地开花。到1152年，教堂总数达328个，地理上的跨越从约克郡荒野到德国东部的斯拉夫地区。

最后，欧洲文明随着人口的增长也开始了地理扩张。斯堪的纳维亚融入欧洲文化和经济的过程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它既没有人口的迁移，也没有欧洲制度的强势侵入。同样，我们把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看作是欧洲的内部事务。但是，第二次对穆斯林统治的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征服、东欧早期开拓者向东方的扩张，特别是十字军时期封建君主制在近东的建立，这些都完全不能说是欧洲的内部事务。

尽管法兰克人在公元8世纪将穆斯林驱逐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而一些基督教小国又坚守在北部山区，伊斯兰政权和文化在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长达400多年。穆斯林（主要是摩尔人）居民精通农业，尤其是园艺，他们振兴并推广了罗马人的灌溉系统，将西班牙南部建设成为欧洲最繁荣的地区。首都科尔多瓦是君士坦丁堡以西最大的欧洲城市，也是主要的知识文化中心，是传递古代文明和欧洲新兴文明的桥梁。(www.daowen.com)

基督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第二次征服发生在公元10世纪，恰好与欧洲的人口增长遥相呼应。到了公元13世纪，半岛百分之九十的地区已掌控在基督教的手中。第二次征服带有十字军的特征，许多骑士都来自比利牛斯山脉以北。例如，葡萄牙王国就是由勃艮第骑士创建的，为了支持骑士们定居在这片荒废地，征服者带来了北方的农民，鼓励人们迁移，并试图移植庄园制度。伊比利亚半岛的地势和气候与法国北部有很大的不同，创新的制度在这里水土不服，于是有了改良，但改良的结果却是一个杂交体系，既没有北方庄园制度的效率，又失去了摩尔人精耕细作的特色，后者基督教人根本无法保留。

在公元11世纪后期，当基督教第二次全面征服西班牙和葡萄牙，诺曼底的威廉公爵成功宣誓为英格兰国王时，其他的诺曼骑士突袭了远方的西西里岛，并征服了穆斯林人。在穆斯林占领西西里岛之前，西西里岛曾是拜占庭王国的一部分，因此，诺曼人的征服使它第一次纳入了西方经济的范围。在被征服后的一段时间里，带着希腊、阿拉伯和诺曼的混杂元素，使它成为欧洲最繁华的地区之一。接着，诺曼人从西西里岛出发，征服了意大利南部——君士坦丁堡以西拜占庭王国的最后一片疆域。

也许中世纪欧洲经济活力最显著的表现在日耳曼人的扩张，扩张的范围包括现在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立陶宛。在公元10世纪前，那片地区人迹稀少，主要居住者是斯拉夫人部落，除了打猎和聚居，农业技术非常原始。奥地利曾是查理曼帝国（Charlemagne' Empire）的一部分，但公元9世纪马札尔人的入侵并攻占了它。公元955年，日耳曼军队一举击败了马札尔人，并在匈牙利平原中部定居下来，而来自巴伐利亚的殖民者占领了奥地利，并定居在此。随后，日耳曼的传教士使匈牙利人和西斯拉夫人皈依了罗马教会，（德国）神圣的罗马皇帝的统治覆盖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大约在公元11世纪中期——约在西方人口增长开始后100年——日耳曼殖民者东进，跨过易北河到达今天的德国东部，征服并取代当地的斯拉夫人。在接下来的世纪中，葡萄牙和波兰在经历了游牧民族蒙古人的蹂躏之后，其统治者和教会邀请日耳曼移民迁来定居，给予他们各种各样的豁免权，并允许他们保留自己原来的法律和经济制度。

最后，公元13世纪，条顿（Teutonic）骑士征服了东波罗的海地区的普鲁士和立陶宛，并使这块异教徒的土地皈依了基督教（同时也日耳曼化了）。

如此广袤地区的殖民过程是通过几个途径来实现的，但大多包含一种经济规划的基本形式。个体土地合约人——其职能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房地产开发商——与大庄园主或地方统治者签订合约，建设一个或几个村庄或城镇。然后，他们继续游历较发达的欧洲居住密集区，招徕移民殖民者，特别是德国西部和低地国家。对于低洼或沼泽地区如靠近河口，来自荷兰和佛兰德斯的移民殖民者更受欢迎，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筑堤排水经验。在需开荒开垦的森林和荒地地区，主要的移民殖民者是来自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克森的农民。被招募的移民还有城镇里的工匠和商人，因为殖民规划中不仅有纯农业，还有城镇间的市场网络。农业移民带来了庄园制度及其更先进的农业技术。租地的租金以货币和实物的支付形式交纳给地主（通常在合约年满后，土地已有了产出），但他们在殖民地所拥有的土地比在原居住地的要多，负担却更少，自由度更大。土地合约人得到的土地常常比普通农民的多，有时他们自己定居下来，并成为自建村庄的首领。但他们也经常会出售合约，继续循环开发新的土地。教会阶层——尤其是西多会修士，当然还有条顿骑士——都参与了扩张。条顿骑士建立了无数城镇和城市，包括里加、梅梅尔（Memel）、柯尼斯堡（Königsberg），并积极参加商业活动。

这次扩张带来的整体上的经济结果可概括为先进技术的渗透、人口的激增（自然增长以及因移民而增长）、可耕地（新资源）的扩张、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早在13世纪中期，谷物从勃兰登堡（Brandenburg）经由波罗的海和北海运到低地国家和英格兰，之后波兰和普鲁士东部成为谷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供应松脂制品和其他原材料。最后，尽管其后果已超出了纯经济范畴，日耳曼人的扩张还是将东欧和西方新兴文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与日耳曼人东进不同，十字军东征的结果并没有使欧洲文明在地理上得到扩张，远征的起因更为复杂，有比经济动机更深层的宗教和政治动机。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在1095年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其理由之一是欧洲的“人口过剩”，而若没有持续的人口增长和生产所带来的活力，欧洲不可能发动十字军东征，因为后者需要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支持。有意义的是，十字军东征时代最后以14世纪漫长的经济大萧条告终。正如经济的增长成就了欧洲的十字军东征，后者反过来促进了贸易和生产的增长。它不仅为十字军提供了必要的军需，而且通过基督教在东地中海地区的短暂征服，为西方商人开发了新的供应来源和新的市场。当然，正如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贸易的复兴并不是由十字军东征引起的，它早在此之前就发生了，但复兴的扩张和持续发展与此还是有紧密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