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经济发展方面讲，古代文明的制高点出现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的罗马统治时期（图2-6）。罗马在征服地中海之前就吸收了希腊文化，随着在地中海的统治，它继承了——或侵占了——希腊的经济成就和制度。希腊帝国基本上是海上帝国，从之前的腓尼基人建立的传统发展而来。帝国坚固不摧，因为它占据了通往地中海沿岸战略港口的要塞，这些港口与东西走向的欧亚大陆平行。只要海上通道是开放的，即使在内陆地区发生亏空的情况下，这些希腊城市仍可得到食物和供给。战船可以储存起来以备战用，并保证在战时能从商船上调集充足的水手和划桨人参战。和海上帝国相对照，陆上帝国如波斯帝国等，必须有常备军守卫边界。当疆域扩张时，军需就成倍增长，帝国备受经济的冲击。罗马人改变了原来的陆上供给路线，基本上采用了地中海的船运路线，成功地结合了海上帝国和陆地帝国两者的优势。

图2-6　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约公元117年。

罗马人原本是农业人口，大多数是相当看重产权的小农民。在扩张过程中，他们越来越重视军事和行政事务，但对土地的依赖传统仍然保留着。相反，在罗马的价值体系中，商业的地位并不高。从事商业的只有社会的低阶层人、外国人，甚至奴隶。然而，罗马的法律体系——最初用于农业政权，后来在希腊元素的同化下逐渐改变——给予企业相当大的自由度，对商业活动也无惩戒。特别是合同的严格执行、产权以及纠纷的迅速处理（通常是公正的）。随着古罗马军团的征服，罗马法得到了传播，从此，罗马帝国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统一的法律框架（有些地区——埃及最明显——仍从属于自己的政体，完好无损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习俗和惯例）。

高度发展的商业网络和良好的劳动分工形成并刺激了罗马帝国的城市特征。在鼎盛时期，仅罗马城的人口就可能超过100万，而仅靠当地资源养活如此密集的人口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组织了大型舰队从西西里、北非和埃及运来小麦（这些船运货物的分配打破了自由贸易的规则，谷物被免费分发给20多万户罗马无产阶级家庭。为避免遗漏，以防止由此触发的暴乱，政府授予谷物供应商特权，有时甚至政府自己操作）。在规模和气势上，罗马的鼎盛时期是任何城市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但许多城市的人口也在5 000至10 000之间，还有一些城市如亚历山大等规模更大。或许，世界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一直到19世纪才再次出现。

罗马对经济发展最大的贡献是实现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²⁾，地中海盆地长久的和平与秩序为商业创造了最适宜的发展环境。尽管罗马军团不断地在征服新的领土、惩治新崛起的邻邦或镇压本土的叛乱，但在公元3世纪前，这些动荡一般都发生在帝国的边缘地区，极少影响到最活跃的商贸通道。在希腊时期甚为猖獗的海盗和抢劫基本上被根除了；著名的罗马道路的设计与其说是为了商业应用，不如说是为了战略；除了敞篷双轮马车，带轮子的车辆极少应用，而且也不应用于长距离运输；但道路的建成确实为流通和轻便货物的运输提供了便利。当然，地中海仍是运输的主干线，作为商业运输的高速通道，它的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以后也极少有过超越。

罗马和平盛世的一个主要成果是人口增长。据各种估算，帝国的人口在鼎盛时期达到6 000万至1亿不等，而最近得出的结论更倾向于后者。很可惜，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一地区更早时期的人口数据估算，如亚历山大时期，或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殖民统治时期。但在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去世时（公元180年），在同一地区，其帝国的人口至少是恺撒去世时（公元前44年）的两倍。地中海西部地区——包括意大利——的人口增长尤其显著，而当时东部地区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了（如埃及，公元前2500年时就已可能拥有500万人口，公元1世纪的人口可能达750万）。在腓尼基和希腊殖民统治时期，西部的许多可耕地根本无人居住，甚至在罗马扩张时期，意大利半岛上的许多地区人口仍相当稀疏。在后来成为罗马最大省份之一的高卢（Gaul），其居住人口达到1 000多万，而在罗马征服时期，其人口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在帝国时期的上半叶，北非和西班牙都经历了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

平均生活水平是否随人口增长同步提高，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正是生活水平的改善形成并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据一位杰出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的估算，公元1世纪一名普通自由工匠的实际收入约等于1850年一名普通英国工人的收入，或等于1929年一名意大利工人的收入。推算的结果表示，罗马工匠的经济条件比今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数百万计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要好得多。然而，这样的比较既包含复杂的概念问题，又有数据统计上的陷阱。的确，在充足的统计数据条件下，就谷物、面包或摄入食物的平均卡路里而言，不同时期人口的收入的购买力是可比的。但如何比较古罗马竞技场与现代晶体管收音机和电视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相对贡献？如何比较徒步旅行（就算行走在古罗马的道路上！）和地铁、私家车或喷气式飞机旅行？如何比较为适应气候条件而变得越来越舒适和便利且有建筑艺术的各种房屋？而且，有关“普通”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数据统计（即使是精确的），并不代表当时的收入分配情况。

古代盛行的奴隶制度在统计比较上是一个尤其令人头疼的问题。奴隶数量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在帝国扩张时期，因大量的战争俘虏和人质，奴隶的数量很多；但在帝国和平防御时期，数量就骤减（这个比率同样受其他变量的影响，如奴隶的解放、奴隶人口和自由民人口的相对出生率，而奴隶的出生率一般比自由民低）。有些奴隶无疑得到主人的善待，尤其是识字的希腊人，还有些充当了家庭教师、文士经师、家庭仆人和商业代理人，但绝大多数奴隶从事耕地或一般劳作，勉强糊口度日。奴隶的相对数量还影响到自由劳动力的价格，尽管自由民极少从事艰苦危险的矿井作业，但自由民在其他领域可能不得不与奴隶的生存标准竞争。

平均寿命是衡量物质生活水平的另一个指数。在这里仍不可忽视那些数据的不完整性和开放性，尤其是它们难以揭示不同社会阶层的疾病相对发生率和其他死亡原因。总的来说，在帝国的鼎盛时期，人口的平均寿命差不多是25岁，比早期社会略有改善，但与近期比，除了最贫困的国家，比最低的还要低得多。

“帝国鼎盛时期”只是昙花一现。早在马可·奥勒留去世前，一大堆的问题就预示了帝国的衰落及其经济的崩溃。北边有日耳曼民族的侵入，本地又有劳动力的短缺，渐进的货币通胀。所有这些问题在3世纪越来越严峻，尤其是通货膨胀，由于入不敷出的财政部对铸币的不断贬值，问题尤为突出。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北部和东部边疆的国防支出不断增加，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而通货膨胀只是一个征兆而已。公元301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颁布法令，控制物价和工资，重组内政，改革财政体系。他以及后继者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的改革使帝国得以残喘了一段时期，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这些矛盾事实上是更尖锐了。(www.daowen.com)

罗马帝国经济的两大支柱是农业和商业。农业剩余（农耕者用以养家糊口以外的产出）就个体而言是很少的，但通过税收集中后数量就比较可观了。它们的供给滋养着军队、帝国的内政和城市人口。而高效率地集中这些剩余依靠的是帝国上下顺畅的商业。商业会因野蛮人的入侵而遭受破坏，但更大破坏可能来自帝国内政的低效率和腐败。海盗再次肆虐地中海，盗匪控制了山区要塞，有时，军队自己会对和平的商业进行掠夺。

税赋逐步加重，其负担抵消了政府其他政策的好处。许多大面积的土地——贵族私产——是免税的，税赋的重担就由最没有能力纳税的人承受。在3世纪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税收水平持续低于军队和内政的支出，政府开始整顿税制，戴克里先皇帝建立了定期交纳贡金的制度。这个大刀阔斧的措施在短期内达到了目的，但却彻底颠覆了帝国经济体系的基石。市场交易减少了，农耕者甚至小业主们逃离了土地，寻找大地主的庇护，后者原本免税的土地随之扩大了。随着交易的减少，城镇人口因供给的匮乏而萎缩，大地主的庄园变得越来越自给自足，在农耕自足之余，他们开始从事金属冶炼、织布和其他交易，如此取代了原来城镇的功能。这是一个恶性的收缩循环。

戴克里先皇帝颁布法令以控制物价和工资，并且违者严处，但他的努力还是失败了。公元332年，政府出台了更加激进的措施，将农耕者和土地捆绑起来，将所有职业和职位——农民、工匠、商人，甚至政府官员——设为强制性世袭制。随着各种供给的强行征用，这些措施短期内是成功的，但对经济体系的破坏是颠覆性的。随着人口的减少，经济退回到原始的生存水平，城镇被荒废，大庄园的建筑越来越像防御城堡。在公元4世纪末，西罗马帝国只剩一个空壳，在自身的压力下渐渐崩溃。

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古代经济的衰落（或衰退）是不同的，尽管它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当时的经济能够满足寄生其上的帝国政体和军队的各种需要，帝国可能还能持续几千年——就如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一样。相反，若罗马帝国的制度框架可以继续提供有效的保护，使平稳和谐的生产活动免遭内外部的威胁，若司法管理能够更有效率，显然，帝国的经济完全可以像塞维鲁时期（the Severi）、戴克里先时期和安东尼时期（the Antonines）的帝国一样繁荣。而事实是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存在。

造成罗马帝国灭亡的种种原因，以及约束古代经济发展并最终使之消亡的原因，其根本是技术创新的缺失。至少在古代文明的某些历史时期，技术上的无果与文化上的绚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至今天，古典艺术和文学作品仍是衡量当代作品的标准，哲学、数学和一些科学分支上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蒸汽的特性在古代就为人所了解，只不过其应用仅在玩具和装置上，用以制造假象迷惑他人。水轮和风车也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被发明了，只是一直到欧洲中世纪才得到广泛的应用。罗马工程师的才华表现在道路、输水渡槽和穹顶建筑上，但在提高机器效率方面却表现平平。很显然，古人并不缺乏智慧，这不是阻止他们对技术进步作贡献的原因。

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态度和激励机制的特性。大多数生产性工作是由奴隶或与奴隶地位相似的农民来完成的，即使他们有机会改进技术，他们的回报即使有也是极少的，不外乎收入高一点或劳动少一些。少数特权阶级的成员投身于战争、政治、艺术、科学以及挥金如土的生活，他们既没有经验，也不愿意做与生产相关的试验，因为劳动被打上了奴役的烙印。阿基米德（Archimedes）是一个科学天才，却公开鄙视科学的实际应用。他唯一的一次让步是为保卫家乡叙拉古抵抗罗马人而做的机械弹弓，当然，抵抗最终失败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古代哲学家和科学家中的活百科全书——认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是由生物学决定的，奴隶应该为主人劳动，使主人衣食无忧，有更多的闲暇发展文明的各种艺术，这是宇宙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圣保罗（St. Paul）甚至写道：“主人和奴隶必须接受现在各自的地位，总有一部分人是自由人，另一部分人是奴隶，否则，尘世就不存在了。”综观这些态度，当时很少有人认真思考技术发明，以减轻劳动力负担或提高奴隶阶层的地位，这样的现象一点也不让人惊讶。一个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可能会创造出艺术和文学杰作，但不可能创造出持续的经济增长。

图2-7　罗马高架水渠。今日仍屹立在西班牙的塞戈维亚（Segovia），它证明了罗马工程师的才华，但他们的才能并没有用于创造节省劳动力的机器。

(1)这个问题有待考证，一方面因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方面对人类的定义始终争论不一。所有现存人种的起源智人（Homo sapiens）被认为生存于约25万年前，在此之前有直立人（Homo erectus）和能人（Homo habilis）。最近在肯尼亚出土的古人类工具残片与简陋的石器很接近，据估计大概有2 000万年的历史。

(2)征服国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和平。——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