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兴亡是古代历史显著特征之一，也是编年史者和随后的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所在。从世界上第一个伟大帝国阿卡得的萨尔贡帝国（Sargon of Akkad，公元前2350—前2300）的兴起到西罗马帝国（Roman Empire in the West）的灭亡（传统记载是公元476年），历史的记载中到处充斥着帝国与统治者，读来令人眼花缭乱，仅举几例为证：古巴比伦王国（Babylonia）（亚洲西南部）、亚述王国（Assyria）（东方）、赫梯王国（the Hittites）（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波斯帝国（the Persians）、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和他的继承者。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依然如故[公元7世纪各式各样的伊斯兰帝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是经历了种种磨难的脆弱的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终结前者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公元1453年）]。关于这些帝国的经济基石，历史记载很少。他们建立军队和政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他们对物质文明进步的贡献是什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水准如何？涉及这些问题的历史记载还未得到广泛的分析和研究，但通过间接证据（大多是考古的），我们还是有可能推出一些尝试性的答案。

在最初的伟大的城市文明兴起之前，新石器时期村庄的社会结构看上去是相对简陋单一的，由长者们解释的习俗和传统统治着各村落之间的关系。产权概念即使有也是模糊的，工具、武器和祭祀用品的私有产权无疑是得到承认的，而土地、牲畜则可能是集体财产（用经济术语表达，当时的土地并不稀缺，因此没有租金可收）。尽管在每个村总有个别人或一些人因智慧、力量、勇气或其他领导素质而拥有特殊地位，但并未出现特权阶层或闲暇阶层。在技术和资源的双重支配下，每个人都必须工作。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美尔的早期神殿城市，其社会结构完全是等级制度的。由农民和非熟练工人组成的大众大概占总人口的90%或更多，即使不完全是奴隶，他们仍过着苦役般的生活，他们没有权利、财产或任何其他的东西。土地属于神殿（或神殿内的神），由神的代表——僧侣们管理。再后来——不迟于公元前3000年伊始，一个由酋长和国王组成的武士阶层诞生了，他们的统治地位或与僧侣平起平坐，或超越僧侣。遗憾的是，从一个相对无阶层差别的社会转型成一个阶层社会，其中的细节我们无从知晓。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公有制财产转向私有制财产是转型的原因，它使得社会的一部分人可以过上脱离劳动的生活——“人对人的剥削”。僧侣和骑士阶层确实没有从事经济生产活动（撇开他们的指导和监管功能不谈），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剥削了农民和工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很怀疑，私有制与这一现象有紧密的联系。财产关系在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时间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在古代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现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任何时候都不是构建社会或国家的法律基础。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是通用法则，某些地块或土地的产出物常常被分配给一些官员和武士们，工具、武器和其他个人财产的私有产权无疑是得到认可的，但私有财产权不是一个绝对权利。

阶级的划分和正式的政治组织更可能是由种族或部落的差异造成的。有意义的是，苏美尔语——第一种书面语言——与邻邦的闪米特语（Semitic）没有任何关联，这里是指任何已知的语言。有一种可能，即苏美尔城邦的最初组织者是外来的征服者，他们将自己的一切强加给了早就在这里生活的新石器时期的人们。不管从哪个方面，随后的发展清楚地表明，河域城邦的财富是诱人的目标，不断吸引周边山区和沙漠上更原始的近邻的入侵、征服或掠夺。有时，入侵者只抢能方便带走的东西就扬长离去；有时，他们屠杀或征服原有的统治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奴役民众。古代神话中无数次描述的神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反映了各种武士部落为争夺统治而展开的战斗，每个部落有自己的神。统治阶层的更替对农民的影响很小，除了他们也会成为暴力的偶然受害者，或者，一个统治阶层比另一个更残忍、更有效地攫取贡金和税金。

随着早期城邦朝邻近地区的逐个扩张，边界争端和水的争夺成为冲突和征服的额外导火线。据公元前3000年古苏美尔文明最早的文字记载，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统治朝代的更替，每个朝代统治着各种不同的城市。经济因素当然并不是这些斗争的唯一动力。对权力、领土和辉煌的欲望很快替代了单纯的经济动机。萨尔贡一世不仅以中央集权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得的所有城邦，还将其统治势力扩张到伊朗、南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几乎统治了除埃及外的所有文明世界。这激发了其他征服者的相同野心，大大小小的包括波斯的居鲁士（Cyrus of Persia）、马其顿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Macedonia）以及恺撒（Julius Caesar）和继他之后的罗马皇帝们。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这些古代帝国的经济基础就建立在征服者榨取被征服者和广大农民的战利品、贡金和税金之上。(www.daowen.com)

鉴于古代帝国的掠夺性，它们是否对经济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呢？就技术的发展而言，记录是少而又少。几乎所有对古代文明有影响的重大技术元素——植物的驯化、动物的驯养、纺织、陶艺、冶金、纪念碑式的建筑、轮子、帆船等等——都在有历史记载之前被发现或发明了。公元前2000年最突出的技术成就（约公元前1400—前1200年）——铁矿冶炼工艺的发明——很可能是由安纳托利亚或高加索山脉的一个原始或半原始部落完成的。有意义的是，铁的主要用处在古时候是制造武器，而不是工具。其他创新如敞篷双轮马车和专用战船，更与战争和征服的手段发生直接关系。

尽管重要的技术突破很少，但还是有一些技术改进，尤其是农业方面的，这些又很少是在政府措施或政策下形成的。在古希腊文化时期（Hellenistic times）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出现大量的论文论述农业和相关职业的方方面面（在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仅论述烘烤技术的手稿就达50份），这些文章的目的是给富裕的地主和管家们传授如何增加财产收益的知识。地中海盆地地形、土质和气候的独特性决定了最佳的农耕方法，这些方法在几个世纪不断的实践中并非完美地一步步地进化。大河流域文明的财富建立在灌溉农业之上，它要求劳动力队伍具备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其他地方（如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灌溉只是偶尔作为补充的农耕方法，在灌溉没有普及前，大多数情况下的耕作方式是缺乏经济效率的。相反，“旱地耕作”（19世纪的美国开始使用）技术得到了发展。这片地区的大多数地方土质轻而松浅，夏天漫长而干燥，必须频繁地犁松那些可耕地，以便保住和利用冬天雨季积聚的水分。为保持土地的肥沃，在没有人工肥料和极少自然肥料的条件下，土地必须隔年耕种（两年一次轮换休耕）。休耕期的土地也必须耕犁，每季节三至四次，最好九次，以减少其他植物夺取休耕地的养分。基本耕作模式开始出现了各种变化，尤其在园艺、树木培植和葡萄栽培繁荣的地区。然而，总的来说，它们都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即每单位土地需要很多劳动力。这严重限制了个体土地所有者或单个佃户可以开发的土地单位规模，相应的也没有余留多少收成可供纳税。另一方面，只要地块合适，劳动力充裕，大片的土地配备成群的廉价工人（农业无产者）或奴隶，无论是所有者还是政府都是有利可图的。从最早期到罗马帝国时期，尤其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区，后者的体系就是在牺牲前者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的。

尽管技术发展几乎停滞，古代帝国的经济成就仍然是巨大的。有组织的远征，无论是为了贸易还是为了征服，将已有的技术元素传播得更广泛，将新的资源带入经济范畴。民法的明确形成——即使是为统治者或统治阶级已启蒙的自身利益而设计的——为经济和社会更顺畅地发挥作用作出了贡献。最重要的是，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建立秩序和通用法则促进了贸易的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地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最突出的代表当推罗马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