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大陆冰川期大约于1万年或1.2万年前消退，这时地球上出现了一段地理和气候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尤其是北半球，随之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的气候条件改善了，这抵消了大量哺乳动物消失带来的影响，而后者是旧石器时代狩猎者的基本食物来源。长毛猛犸和多毛犀牛灭绝了；驯鹿北迁回到了它们的栖息地；北非和中亚愈来愈干燥，迫使居住者迁徙，适应新的生活方式；阿尔卑斯山北部长出茂密的森林；地中海东端的高地绿草葱郁。

不论是否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在冰川时期结束后的四五千年中，重要的技术变革发生了，尤其是在近东和中东。石器（还有艺术和宗教物品）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精致。石头的加工方法由敲打成片状进化为打磨抛光，新石器时代来临了。（有些学者提出，在冰川结束期至新石器文化在近东和中东完全建立的公元前6000年初期，中间有过一段模糊的中石器时代，或称过渡期。）然而，最重要的新转折点是农业的出现和动物的驯养。

人类取得以上两个成就的确切时间和地点仍在争论之中，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它们是否同时发生，尽管看上去有这样的可能性，至少某些动物是这样。最可能的地点是在所谓的新月形地带，这是一块呈带状的土地（可能那时比现在肥沃），沿地中海地区东端伸展，跨越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山脉，穿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边的村庄，直至波斯湾。有一个似乎合理的假设——植物的驯化是伊拉克或库尔德北部山区妇女的杰作。在这一地区，自然生长着小麦和大麦的野生祖先，丈夫们在附近的山头捕猎绵羊或山羊，而留在临时帐篷里的妇女收集起野生的种子，并最终开始播撒耕作。还有个事实佐证了这一假设，即绵羊和山羊可能是最早被驯养的动物（除了狗，狗很可能早在旧石器时代就被狩猎者驯服）。这一过程（称之为过程是因为这肯定不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可能始于公元前8000年，或者更早。可以肯定的是，到公元前6000年，部落定居后的农业已在一片广袤的区域完好地建立了起来，从伊朗西部到地中海，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到爱琴海的两岸，人们开始种植小麦、大麦，并饲养绵羊、山羊、猪，甚至牛。从这片地始发，农业慢慢地传播到埃及、印度、中国、西欧和东半球的其他地方。（东南亚种植水稻和中东种植小麦的时间可能是一致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提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论点，早期人类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创新在欧亚大陆板块的传播最自然也最有效。首先，欧亚大陆板块面积大，地形又多样，相对于其他任一大陆板块，它拥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更多，人们可以从中找到更多的可种植作物和可驯养动物；其次，它是东西走向的，这意味着只要在此板块上任一地方成功种植作物（小麦）或驯养动物（山羊），相同的成功可以在同一纬度的几乎任何地方复制。而且，由于迁徙路线主要是沿着大陆轴心东西走向的，所有的创新都会以欧洲的西端或中国的东部为终点。

这些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是里程碑式的。人类第一次可以相对永久地定居了，再加上人类进一步提高的生产率，使人们可以储存更多的物质产品或财富，同时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与生存无关的活动中去，如艺术和宗教。随着食物供应的愈来愈稳定（最多也是年度的波动，而不会每天发生波动），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在物质上和心理上也无疑趋向稳定。生存的整个基础彻底改变了，其影响之远一直延续到21世纪，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对于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革命性的变化，我们不应该如此夸大。变化是渐进性的，身在其中的人们完全有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至多是朦朦胧胧有点感觉。如果没有书面记载，他们根本注意不到转变的意义。狩猎和耕种在几代人身上一直是交替互补的活动，放牧可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随着对农业技能的掌握，效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狩猎活动的重要性降低了。但狩猎一直保留着其象征意义：非常自然地从狩猎者过渡到武士再到统治者。就动机而言，变化仅仅是人们适应恶劣环境的过程而已。而对于统治社会关系和生产方法的风俗与传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极少能有意识地进行创新。

最早的农耕者使用的工具极其简单，最初是原始镰刀或收割刀——通常是把燧石片或牙齿接在木质或骨质柄上，先是用来收割野草种子，最后用来收割耕种的粮食。最早的农耕器具是简陋的用来挖掘的棍子和简单的锄头，后者只是把石片接在木柄上。这种以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并至今在某些偏远地区仍保留的农业形式常常被称为“刀耕文化”（hoe culture）。牛犁或驴犁耕地属于发展史上较后的一个阶段，第一次出现在大河流域是公元前3000年或前4000年。

新工具、新技术、新作物和新牲畜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一基本装备行列中。在公元前6000年之前，牛可能还未被驯养，但很快被赶进了牛栏；小扁豆、豌豆以及各种各样的有根作物也早就在安纳托利亚得到了耕种；谷物最初可能是用来烧米糊或粥吃的，但对一些早期遗址的考察，人们发现了碾谷或磨粉的原始手推磨和臼，同时证明烘焙技术与农业几乎是一起出现的。到公元前6000年，谷物被用来发酵酿制成一种蜂蜜酒或淡味啤酒。在同一时期，人类发明了陶制器皿，尽管比石制器皿易碎，但制作过程更简单。而且，陶器还具有一种新的形式美，除了实用之外，还可广泛用于装饰和各种仪式。尽管没有证据可证明，但篮子编织很可能早于陶器，而且肯定早于纺织品的制作（纺和织）。有证据显示，在公元前5000年初期，人们开始制作亚麻布（也显示亚麻的种植）。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羊毛织品的制作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的中期，但是，既然绵羊和山羊早已得到驯养，而羊毛纱线的制作又比亚麻纱线简单，旧石器时代人类在用兽皮或毛皮遮身蔽体之后，羊毛织品很可能是第一个替代品。

农业村落的定居改变了以年龄和性别为依据的劳动分工，更合理的分工开始了。正如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所指出的，劳动分工代表专业化，而专业化带来的是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创新具体确定在何时及如何发生，只能是一个推测，现存的证据难以解释清楚。但有一点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即一个领域发生的进步会刺激其他领域的进步（用现代研发术语表达，就是“副产品”或“附带结果”）。例如，当迁徙群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后，人们会建造更坚固、更舒适的居所来替代临时遮掩体，如兽皮搭建的棚或树枝做成的防风篱。起初是挖出的地洞或山洞，而后是茅屋，最终进化为用晒干的泥砖建成的房屋（近东和中东农业村落典型的居所）。制砖的经验有可能引发土罐的制作，最后形成陶器制造术。制陶者在改进工艺时又发明了陶轮，以后轮子又应用于运输。

冶金术的产生过程是类似的。尽管考古发现一些属公元前6000年的金质和铜质物件，但铜的正常化生产直到公元前5000年或甚至前4000年才刚刚开始，青铜（铜和锡的合金）的出现更晚。铜矿出现在安纳托利亚山区、南高加索、塞浦路斯和伊朗北部。可能制陶者碰巧用上了铜氧化物涂在陶器表面，在封闭窑高温烧制的过程中冶炼出了铜。无论铜的发现过程如何，铜的冶炼在公元前4000年中期已在近东和中东地区广泛运用，所以，铜或青铜制成的工具、武器和装饰物补充了（未完全替代）石制、土制及其他材料制成的上述物件。

劳动分工及新工艺的进化，如陶艺和冶金术，要求交换和商业形式的出现。交换的性质随商品需要运输的距离长短而变化。在每个单独的社会群落内，对于本地生产的所有商品，其交换方式可能是由当地习俗决定的；但在远距离贸易中，对于高度本地化生产的商品如燧石或金属，某种有组织的交换形式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知道这种异邦商品交易的形式是什么，如何形成的，但某种交易形式确已存在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公元前8000年，燧石的开采、石斧和其他武器的制造已经是专业工艺了，有证据显示，分布范围极广的出土工具被认定是来自特定的矿山或开矿地区。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些商业活动的执行人是谁，做石制工具交易的可能是迁徙的狩猎者，做金属制工具交易的可能是游牧部落。但这纯粹是推测。在城邦和帝国崛起后，为了贸易和掠夺，有组织的远征开始了。

农业出现后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提高了土地产出的能力，以维持人口的增长。因此，在新石器时期，凡是农业传播之处，人口就增长。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农业传播到了尼罗河流域，在以后的1000年又传播到了印度河流域，约公元前2500年，农业渗透到多瑙河流域、地中海西部、俄罗斯南部，可能还有中国。由于各地资源和气候状况的不同，农业在传播过程中有时会得到改进。例如，在中国北部，黍米和大豆成了主要农作物；而在中国南部，最初的主要农作物是芋头，后来（约公元前1500年后）才变为稻米，而且水牛是最重要的驯养动物。在俄罗斯南部和中亚地区干燥的大草原上，新石器时代的刀耕文化没有扎根，相反，当地居民过上了一种放牧式生活。有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的某个时期，这一地区的马被驯养了。(www.daowen.com)

早期农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村庄，由10至50个家庭组成，总人口在50至300人之间。从逻辑上推理，村庄是旧石器时代狩猎群落的后继者，有些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通常村庄因环境适应能力强而规模更大些，生活水平也稍许有所改善。食物供给更充足而有规律，居住条件无疑更舒适。但是，由此而导致的人口增加使农民仍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或虫灾可以毁灭整个村庄或数个村庄；相对狩猎部落，定居生活和人口密度使传染病更易传播，他们的平均寿命可能不超过25岁。

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前4000年中期诸多城邦崛起之前，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大致相同，没有差别。但最近的考古发现，它们的社会结构与村庄完全不同，名副其实地可称之为城市（见图2-3）。在安纳托利亚Catal Hüyük发现了一座城市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7000年中期，在城市中，用同一规格的土和砖砌成的房子结构统一、大小一致，紧挨排列着，昭示着有组织的劳动分工。大多数工具取材于黑曜石，而这原材料运自70多英里远的火山石床。在耶利哥（Jericho）——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被长久占领的人类持久居住地，遗迹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那里竖立的一堵巨大石墙可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这样的工程显然超出了简单农业村落的能力范围。还有迹象表明在爱琴海地区和近东的一些地区出现过这一类城市。毫无疑问，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大河文明崛起之前，存在过许多城市，我们至今仍未发现其遗址，我们同样不知道这些原始城市的确切功能和建立基础。它们有可能是原始制造中心，或周边农业社会的贸易中心。果真如此的话，就证明了曾经存在过一种复杂的经济组织结构，远比我们原先所想的要复杂得多。

图2-3　早期的城市和文明。

在公元前4500年以前，位于波斯湾北面、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其居住人口密度远比近东和中东其他地区低。因每年河流泛滥而造成的沼泽性土壤不适合新石器时代原始的刀耕文化。而且，土地上树木稀少，缺少建筑用的石头和矿产资源。但在之后的几千年中，这片并不被人看好的地区却成为第一个伟大文明的摇篮，史称苏美尔（Sumer）文明。大型的居住集中区、繁忙的城市、不朽的建筑，以及丰富的宗教、艺术和文学传统，后者对其他古代文明产生了几千年的影响。我们并不知道导致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件的确切发生顺序，但很明显，产生第一个文明的经济基础是高效率的农业。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自然肥沃的黑土壤因每年春季的洪水而获得新生命。然而，要使土地有高效产出还需要有复杂的排水和灌溉系统，进而更需要一支大型的训练有素的劳动队伍，以及熟练的管理和监督。后者的角色由僧侣和武士阶层充当，统治着由农民和工匠组成的大批被驯服的民众。统治者通过收纳贡金、税金和奴隶制度搜刮财富，建造神殿和其他公共建筑，进行艺术创作，所有这些赋予他们（或一部分）更多的闲暇时间来完善文明的其他细微之处。

文明的出现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体系，如专业从事纺织、陶艺、金属冶炼和其他工艺的全职工匠出现了；建筑师、工程师、药剂师和其他职业出现了；重量和长度单位制度化了；数学被发明了；原始形式的科学萌芽诞生了。苏美尔除了肥沃的土壤，自然资源严重匮乏，它只能和其他落后民族进行贸易，从而促进了苏美尔文明的传播。可能就是因为缺少石头制作工具或建造居所，加速了对铜和青铜的应用。铜的发现可追溯到苏美尔文明崛起之前，但新石器时代的农村生活并不需要铜，从而阻碍了它的广泛运用。相反，在苏美尔的城市里，进口石头和进口铜相互竞争，但铜在多种用途中证明更经济、也更有效。铜经海路从阿曼穿越波斯湾，再取河道经过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山脉，最后进口到苏美尔。从此以后，冶金术被认为是文明的标志之一。

文字的发明——是苏美尔对以后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同样产生于经济上的需要。早期城市如埃利都（Eridu）、乌尔（Ur）、乌鲁克（Uruk）、拉加什（Lagash）都是神殿城市，即经济和宗教组织都围绕着地方守护神的神殿，其代言人就是僧侣统治阶层。僧侣统治阶层的成员指挥灌溉、排水和一般农活，监管贡金和税金的缴纳。因为要记载贡金的来源和用处，就有了刻在土制板上的简单象形文字，这大概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前。到公元前2800年，象形文字演变成楔形文字，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历史上由官僚机构颁布的极为少数的重要发明的例子之一。

尽管文字是因记录管理的需求应运而生的，很快，它就在宗教、文学和经济等多方面找到了用武之地。在发展的后期，随着以神殿为中心的严格的经济组织的退出，企业享有更自由的空间，土制板上详细记载下了合同、债务以及其他商业和金融交易。

起源于波斯湾一端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向北进入了阿卡得（Akkad）地区，其中心是巴比伦城，随后向北到达底格里斯河谷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在寻找原材料、尤其是金属和其他商品的贸易远征中，刺激了其他地区处于萌芽状态的文明，如埃及、东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安纳托利亚高原和印度河流域。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远征，这些远处的社会群落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有效地组织起来自卫，但最终有一部分变成了固定的贸易伙伴，并保留了陆地上的通商路线。其中，埃及和印度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样是河域文明，它们的存亡取决于对洪水泛滥的控制和利用。对于印度文明的早期发展，我们知之甚少，但显然它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海上、陆地上都有过接触。

在接近公元前4000年尾声的时候，埃及仍处在新石器发展阶段，但它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接触激发了文明在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埃及北部，线路从波斯湾、印度洋到红海。到公元前3000年的中期，埃及文明在政治、艺术、宗教和经济领域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成熟阶段，而且直到公元伊始，尽管中途发生过种种外来征服和国内叛乱，埃及文明基本上没有改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