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理论对“生产要素”进行了三部分的分类——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有时包括第四要素——企业家精神，指结合或组织其他三要素付出的努力或才能）。在任何既定时期，在某些假设条件的约束下，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由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决定。这样的分类及其派生出的各种公式，如著名的边际收益递减定律，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是不可或缺的，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同样极其有用。而作为分析经济发展的框架，这种分类显然太具局限性。它假定人们的偏好、技术和社会制度（如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法律体系，甚至宗教）是既定的和固定不变的，或等同于上述诸如此类的其他形式，对生产过程不产生任何影响。历史事实是，所有这些都对生产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自身也在变化。事实上，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是整个经济发生变化的最强大的动力来源。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换个角度，分析一个既定时期的经济（静态中的经济），甚或处于一段连续时点的经济，前提是间隔不长（相对静态或动态），诸如人们的偏好、技术以及社会结构这些因素可被看作是一个体系的参数（即常量），在这一体系中传统生产要素的数量和价格是主要变量。从短期经济的分析到经济发展的研究，参数就变成了主要变量。因此，分析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变化，我们必须对总产出的决定因素进行更宽泛的分类。

这种分类把任一时点的总产出及其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率想象成是人口、资源、技术和社会制度的“混合”的作用⁽²⁾。当然，这四个要素都不是单个变量，每一个都是一组变量。人口因素不能单从数量上来考虑，年龄和性别的分布、生物特征（身材、力量、健康状况等等），其他还有如劳动力的参与率，这些因素也影响着人口对经济的贡献。

资源是对古典经济学“土地”这个词义的放大。这个词不仅涵盖了土地数量、土壤的丰饶程度、传统的自然资源，还包括气候、地形、水资源以及其他自然环境特征，也包括了地理位置。

近几个世纪以来，技术创新一直是经济变革和发展的最强的动力来源。仅一个世纪前，汽车、飞机、广播和电视都不存在，更不用说电脑和其他无数的破坏性的器械了。而今天，正像某些社会评论家所说，它们威胁着要主宰我们的生活。然而，技术变革的速度并非一直如此迅猛，石器时代的技术在经历了成千上万年之后，仍未有什么变化。甚至在今天，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仍停留在圣经时代。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不论是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一个社会的可用资源决定了其经济成就的大小。然而，通过新资源的发现和更有效地利用传统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变革可放宽这些限制条件。今天的美国大陆养育着超过2.7亿的人口，物质生活水准达到从未有过的高水平。在欧洲人到达美洲大陆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仍在使用石器时代的技术，勉强维持着几百万人的生命。中世纪的欧洲，技术远远超过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欧洲的人口在14世纪初达到顶峰，约8 000万，随后因灾难性的人口危机⁽³⁾减少到5 000万，在经历了长达400年的毫无技术和组织变革的沉闷时期后，又增长至1.5亿。今天，借助现代技术的发展，仅仅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欧洲的人口已经超过5亿。欧洲各国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他们14世纪甚或19世纪先辈的想象。

经济体中的人口、资源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包括价值观和态度［这组复合变量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背景”（sociocultural context）或经济活动的“制度母体”（institutional matrix）］。在国民经济或其他总量经济层面上，关联度最高的制度是社会结构（数量、相对大小、经济基础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国家或其他政权的性质、统治集团或阶级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以及大众的宗教和意识形态。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一些次一级的机构，如自发的组织（企业、工会、农民团体）、教育体系，甚至家庭结构（家族型或家庭型的），以及其他由价值观形成的机构。(www.daowen.com)

制度的一个社会功能就是提供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要素，缺乏这些要素，社会将解体。但该功能在发挥作用时，也可能因为束缚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例如印度人将牛奉为不可侵犯的“神牛”），抑制创新和技术的扩散，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制度也可以创新，其结果与技术创新并无二致，能更有效和更广泛地利用物质资源与人类的精力和才能。历史上制度创新的例子有：有组织的市场、铸币、专利、保险和各种形式的工商企业，如现代的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其他创新案例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重点探讨。

要完整地列出所有与经济相关的社会制度将要列满几页纸，而研究经济史最难、最头疼的一点，就是分析它们和其他相关变量的相互作用。脱离了这一点，要理解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形式，任何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的。现有的知识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相反，学生或研究者必须根据特定问题或事件的背景来确定相关制度，进而分析它们与其他纯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学者声称已经找到答案来解释经济发展的进程和人类的进化。他们认为，“生产方式”（大致等同于前面所提的技术）是关键要素，剩下的——社会结构、国家性质、主流意识形态等等——都只是“上层建筑”，社会各阶级为控制生产方式而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某些方面是有助于解读经济史的，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却显得过于简单。而且，到了实践者的手里，又过于教条。从它强调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它的最薄弱点之一，就是对技术变革过程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关于社会制度完全是由下层经济基础决定的论点也是有偏颇的。

另一个意识形态色彩较弱一些但又很相似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技术变革和社会制度之间持续紧张和斗争的产物。它又被称为制度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是动态的、不断前进的要素，而社会制度无一例外是抵制变革的。⁽⁴⁾这一理论非凡地洞察了历史变革的进程，但它同时将技术变革看作是一个自动或半自动的过程，从而过分简化了社会制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像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它同样认为最终结果是可预见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以后章节中所展示的，社会制度、技术、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完全无法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