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常怀赤子之诚

除了具备高尚的道德和深远的器识之外，领导者还必须不断加强内心修养，将“修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修心的关键在于“诚”，其最高境界就是返璞归真，诚如赤子。

古代哲学家老子就特别推崇“赤子之诚”，喜欢“婴儿”的特点。在《道德经》里，老子三次直接论及“婴儿”，还有三次则以“孩”或“子”代替“婴儿”之意。比如《道德经》曾说，“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这些都反映了老子对赤子之心、赤子之诚的赞美，希望有修为的人能够像婴儿一样真实地、毫不畏惧地展示真我。

对于领导者来说，“赤子之诚”意味着诚实、诚恳、诚挚，为人的表里一致，就如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敢于把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领导者对这种“赤子之心”有着错误的认识。

有的领导者错误地认为，要想树立对下属的威信，就必须制造神秘感，让人捉摸不透最能体现领导的水平；有的领导者是假装真诚质朴，矫饰天真，实则“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是不折不扣的“两面人”；还有的领导者认为赤子之心只能“心向往之，然身不能至”，没有真正将其作为终身的修炼。

要保持赤子之诚，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自省自悟，特别是通过“慎独”来锻炼自己的专注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比如曾国藩慎独的手段是记日记，每天记日记，对自己一天言行进行检查、进行反思，对自己在修身方面做检讨。道光二十二年，他在日记里说，昨晚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到一笔额外的好处，自己很羡慕；醒来之后对自己痛加指责，说自己好利之心如此严重，做梦居然梦到，这是不能容忍的。中午到朋友家吃饭，席间得知某人获得一项分外收入，心里又是羡慕。他在日记里写道，早晨批判了自己，中午又犯了，“真可谓下流”。最为可贵的是，从31岁所开始的修身，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在此后的30年中，即便身为军事统帅，每天在杀戮声中度过，他每天仍然“三省吾身”。可以说，修身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2.永葆素直之心

日语里有一个中国词汇“素直”，通常表示一个人柔顺或温驯、坦白纯真、心地诚恳。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特别地提倡“素直之心”，持着这种心态的人，不会用偏见、情绪化或是成见来看待事物。

领导者的“素直之心”究竟有什么特别呢？一个有素直心的领导者没有私心，公道正派，不仅在处理利益纠纷的时候大公无私，努力地做到平衡各方利益，不偏执于事物的某一方面，更能够用一颗光明的心去“致良知”，洞察自己最朴实的内心，努力看清事物最真实的状态。素直的心灵具有把握事情真相，掌握世间真理的能力。所以，素直的心就是指能够看透事物的本质，并能与之相适应的心灵。

如果领导者都有一颗素直的心，就能清楚地明白，虽然职位赋予了自己权力，但并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就能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不会颠倒是非、混淆善恶。如果领导者都有一颗素直的心，就会用一种积极的、正向的态度来影响追随者，追随者就会变得更坚强、更正直、更睿智。

“素直之心”的重点，是毫不妥协的正直。领导者的正直首先是用人的正直，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人才，用什么样的方式奖励人才，用什么样的制度规范人才的行为，都能够反映出一个领导者内心的正直与品行的高尚。如果一个领导者在任职时没有端正的品行，很可能意味着在以后的任职过程中，其品行也难以得到质的提升。事实上，领导者是否正直，全都能被下属看在眼里。下属们最不缺的就是“揣摩上意”的能力，下属们只要相处一段时间，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正直与否。他们可以原谅领导者的许多缺点，例如能力平庸、知识粗浅、性情多变或者举止粗鲁，但是不会原谅领导者品行上的不正直。

尽管人们对“正直”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看到一个领导者“不正直”却相对简单，甚至有些时候下属们会由于“归因误差”，把领导者许多工作上的行为归为人品上的问题。比如，一个领导者如果心胸狭隘，只看到别人的短处，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只看到别人不能做什么，却从来看不到别人能做什么，就很容易引起下属的反感，就绝不能让他担任管理职位。领导者的“素直”还体现在“素”的方面，即素雅、朴素，不矫揉造作，不装腔作势。通俗地讲就是不摆架子。判断一个领导者是否真诚朴素，关键看他是如何与跨阶层的人交流的。如果一个领导者只是对上级毕恭毕敬，对比自己差几个级别的下属或是服务人员态度恶劣，这样的领导者必然不是表里如一的人。“金杯银杯不如口碑”，素直的领导者可以与任何层次的人真诚地交流，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比如汉高祖刘邦，史书记载其“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士卒，见之如故”，能够对社会最底层的人士表示尊重，赢得其认同，这样的领导者想不成功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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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克功案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天空战争阴云密布，正在此敏感时刻，国共两大阵营相继发生青年军官枪杀女性事件。先是1935年，32岁的国军上校团长张钟麟怀疑结婚仅两年的妻子吴海兰不忠而在西安将其枪杀；后是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师团级领导者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安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

这两起事件，在当时的西安和延安都引起了满城风波，但两人接下来的命运并不一样：张钟麟杀妻后，虽然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表示不予执行，“校长”以国家急需人才、将功赎罪为由，将自己的得意门生释放了，官复原职，上了战场。

相比之下，黄克功案的判决则是“从重从快从严”，他在1937年10月5日夜间枪杀刘茜后，翌日被逮捕，10月12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人为黄克功求情，因为黄克功虽然只有26岁，但资历很深：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从一个红军战士，一步步升到旅长位置。

黄克功案发生时，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在泾阳誓师后开往前线抗击日寇。各部队到前线后迅速壮大，都向延安打电报要求多给他们派些领导者。像黄克功这样立过大功又能打仗的领导者，自然很受欢迎。但是，找毛泽东说情的，还有建议减刑的，都被拒绝了。

黄克功案最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一封信，这封信在公审黄克功时由雷经天当众宣读。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封信仍然值得重温。此信中写道：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领导者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1940年，在贫瘠的延安，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从黄克功案，人们似乎看到了共产党成功的秘诀，那就是对广大党员铁一般的纪律要求，不管是初入军旅的战士，还是战功赫赫的将领，如果品格上、纪律上出现问题和纰漏，不管个人才能有多么出色，都会得到来自组织的惩罚。至今忆起，依然经典，依然警醒。

——上海社科院党史办编：《走进雷经天》，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