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器识是“德”的集中体现

所谓器识，指的是器量与见识，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器识集中地体现了对领导者“德”的要求。毛泽东曾说过：古代的知识分子参政言政，器识为先。可见，器识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宋代的刘挚曾告诫晚辈：“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评价一个人“器识宏伟”，就是指能够任天下之重，深谋远虑，能够“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器识宏伟者，必须具备敏锐的眼光、深刻的思想、练达的胸襟以及果断的行动能力。一个领导者，想要站得高、看得广、走得稳、行得远，仅仅靠道德修养是不够的，更需要具备器识，对于需要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性工作和人际关系的政商领袖来说尤为重要。

2.器识影响领导者命运

一个领导者有没有器识，就要看他能不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能不能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能不能担当起普通人难以承受的重任。器识是怎样影响一个领导者成长的呢？《资治通鉴》里记载了一则耐人寻味的故事。

行俭有知人之鉴，初为吏部侍郎，前进士王勮、咸阳尉栾城苏味道皆未知名。行俭一见，谓之曰：“二君后当相次掌铨衡，仆有弱息，愿以为托。”是时勮弟勃与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为必显达。

行俭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沈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既而勃渡海堕水，炯终于盈川令，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宾王反诛，勮、味道皆典选，如行俭言。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一段故事讲述了初唐时期掌管天下人才的吏部侍郎裴行俭，当面对名满天下的“初唐四杰”和名不见经传的王勮、苏味道这两类人才时，是如何做抉择的。裴行俭认为，初唐四杰虽然文采出色，但是浮华浅薄，政治立场不坚定，容易走极端，在文学上可以造诣很深，但未必适合做官；而王勮和苏味道虽然才华比不上四杰，但是深沉厚重，有器识和担当，有成为政治家的潜质。最后，事情发展的结局果然和裴行俭预测的一样。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在反复上演。许多才能出众的诗人、才子、科学家甚至是军事家和政治家，最后都不能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为国家建立非凡功业，只能在郁闷中度过余生。比如西汉时候的贾谊，虽然极富思想深度和政治眼光，所作《治安策》甚至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但还是不能为当时的统治者汉文帝所用，最后“屈贾谊于长沙”，郁郁而亡。北宋苏轼在评价贾谊时就用了“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来形容他在器识方面的缺陷。(www.daowen.com)

相反，能够冲出重重困境，踏平坎坷成就大业的，往往是那些才智中等，但颇具器识的人物。比如晚清重臣曾国藩，论才智只能算是中等，年轻时屡试不第，甚至遭到了入室行窃小偷的耻笑。但是，曾国藩正是凭借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修身之志和“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忍耐精神，做出了一番事业，最终成为“古今第一完人”。

由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器识是领导者事业致远的基础，是其职业生涯持久地走向巅峰的通行证。只有具备深远的器识，才能不至于在人生的低谷沉沦，才有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得到高层的欣赏和重用，获得机会的垂青。

3.领导者如何培养器识

中组部研究室副主任徐文秀曾撰文指出，当前年轻的干部有“八缺八不缺”，即“不缺学历缺阅历，不缺思想缺感情，不缺活力缺定力，不缺干劲缺韧劲，不缺知识缺文化，不缺想法缺办法，不缺情感缺情怀，不缺能力缺魅力”，这集中反映了当前许多领导者在“器识”方面的缺陷。领导者特别是年轻的领导者要如何来培养器识呢？

一是修身。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领导者必须更加自觉地加强自身修养，注重道德修养，珍重人格、声誉和形象，注重“吾日三省吾身”，把“自我认知、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三者有机统一，在政治旋涡、人事变动暗流涌动的时候不随波逐流。同时在面对复杂形势的时候要力戒浮躁、克服急躁、减少烦躁，多一些务实劲，少一些书生气，“有傲骨而无傲气”，保持平和健康、积极向上的心态。

二是实践。器识产生缺陷的根本原因，还是缺乏实践的历练和逆境的淬炼。特别是对于现在许多从学校门到单位门的学生来说，没有在广阔的实践中接受锻炼，没有在挫折和逆境中接受充足的锻炼，是难以具备深远的器识的。领导者只有积极投身实践，勇于在“急、难、险、苦”的环境中磨炼，才能尽快成长起来，才能像一块钢铁一样，在冰与火之间反复淬炼，百炼成钢。实践经验丰富的领导者，才能对人间冷暖、历史潮流和世界大势有清晰的认识，才能够拥有“笑看风云淡”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