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根据IMD、WEF、Z/Yen、A.T.Kearney、fDi Intelligence、WIPO、MMF城市地位指标体系方法，本文按照科学性和客观性、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开放性和动态性的原则构建国际贸易中心指标体系。二是根据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以及《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规划》确立国际贸易中心的内涵：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共同发展的内容、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聚集、拥有贸易要素配置和定价功能、市场开放度和贸易便利化程度高、贸易发展环境优越。本文提出国际贸易中心评价指标包括贸易规模、贸易主体、贸易开放、贸易功能、贸易环境共5个一级指标，以及货物贸易规模、服务贸易规模、总部营运功能、国际企业集聚、主体竞争力、货物贸易开放、服务贸易开放、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港口货物集散能力、空港游客集散能力、数字设施、获得信贷、合同执行和跨境贸易便利化等14个二级指标。其中，定量指标8个，定性指标6个，与国际通用的3：2的软硬指标的比例基本接近。

1.贸易规模指标突出国际贸易中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集散能力

贸易规模是衡量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基础指标，贸易规模越大，意味着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贸易复杂度、网络度也随着提高（马述忠等，2016）。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贸易内容已经从货物转型货物和服务（沈玉良，2010；张娟，2019），因此贸易规模指标中包含了货物和服务两个层面，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金额规模在全球占比指标，反映贸易中心的优势地位和对外辐射实力，突出口岸的贸易枢纽和服务辐射功能。这里没有加上数字贸易规模指标，一方面现行的统计体系中，还没有数字贸易这一项，另一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字贸易统计数据以及上海发布的《上海数字贸易发展研究报告》，数字贸易的测算仍然是从货物和服务中切出的一部分，跟上述两个指标有重叠。

2.贸易主体指标突出国际贸易中心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全球化的载体，在带动资金、技术、劳动、商品在各国之间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引起学者对跨国公司在城市功能形成中的作用。Hymer（1972）将跨国公司引入全球城市的研究，提出用跨国公司总部数量作为全球城市衡量指标。Sassen（1991）关注到了制造业从大城市离散、服务业不断集中的趋势，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特征，提出大量集聚的服务业跨国公司通过全球生产体系为企业和政府提供跨国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使得全球城市对全球经济事务产生控制能力。魏浩（2010）在分析城市贸易集聚度时提出，FDI是形成区域贸易集聚差异的因素，尤其是在中国东部地区FDI对区域对外贸易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贸易主体应该是反映对全球资源控制的跨国公司。贸易主体指标中包括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用500强总部企业衡量本土企业集聚度，用FDI金额反映贸易中心对全球资本的集聚能力，也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反映贸易主体的国际分工地位和国际竞争力。

3.贸易开放指标突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的制度性改进(www.daowen.com)

开放是贸易要素能够进行跨境流动的先决条件，国际贸易中心产业和贸易内容的服务化，不仅包括货物贸易开放，而且还有服务贸易开放的要求，尤其是服务业开放能够通过全球价值链传导，形成对制造业的正向外溢效应（夏杰长等，2020），以及贸易主体和规模的提升。测算开放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规模型指标，主要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利用外资等的总额或占比来衡量开放结果；另一类是制度型指标，主要用来测度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开放水平，如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水平（李计广、李秋静，2020）、OECD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夏杰长等，2020）。本文采取制度型指标，通过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及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反向指标来反映新型贸易方式的开放创新发展潜力。由于本文主要基于服务贸易开放视角衡量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地位，因此将贸易开放指标作为核心指标，并对它进一步分解为存量指标和改进指标，其中存量指标是指最新的贸易开放数据，改进指标是指相对于基期指标的改进数据，用来比较贸易开放水平的提升程度，并相应建立模型（0）（存量指标）和模型（1）（改进指标）进行分类测算评估，符合开放性和动态性相结合的原则。

4.贸易功能指标突出国际贸易中心的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贸易城市一般从港口发展起来（O’Connor，1989），港口功能是国际贸易中心基础功能。随着为贸易配套的服务类别的增多，从直接的通关服务、货运服务，衍生出与贸易有关的研发、物流、分拨、分销、售后等服务（张娟，2017）。由于大量的服务，尤其是专业服务以人员流动为载体，因此本文以空港旅客集散指标衡量服务贸易集散能力。同时，要顺应数字技术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沈玉良、彭羽，2020），发挥数字对服务贸易推动作用。数字基础设施是贸易数字化的基本要求，包括5G布局、带宽、数据中心等硬设施，以及跨境数据可流动的软设施，本文以全球联结指数来判断城市的数字贸易基础设施能力。

5.贸易环境指标突出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营商环境

环境指标是各类有关城市地位和竞争力指标体系的通用指标，包括IMD、WEF、Z/Yen、A.T.Kearney、fDi Intelligence、WIPO、MMF等。根据确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本文引入环境指标，并聚焦到贸易相关的环境指标，一是通过获得信贷指标反映贸易中心的法律框架对借贷双方的保护程度，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获得信贷得分表示，体现城市提供贷款便利度和征信服务提供商的覆盖范围和开放程度。二是通过合同执行水平指标反映评估交易环境，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执行合同得分表示，体现了城市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三是通过跨境贸易便利化指标反映贸易中心通关效率，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跨境贸易得分表示，体现跨境贸易的便利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