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连接和贸易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日趋深入，Gereffi（1994）、Gereffi等（2005）、Gereffi和Fernandez-Stark（2011）、Gereffi和Lee（2012），以及Morris（2002）等系统提出了包括全球价值链的产生、治理的模式和各国收益等理论。根据上述研究，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国家适应国内市场发展、获得外部增值能力的重要途径。出口产业结构是原先评价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但是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高增加值环节分工地位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标准。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高增加值环节的特征是边际利润高，同时准入门槛也高，主要体现为上游的创造、研发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及下游的营销、品牌塑造和顾客服务，这些活动多以服务为主。

全球价值链的研发、制造、分拨、销售、售后等阶段可细化出26类服务，在整个价值链活动中服务发挥重要作用（WTO，2014）。一，现代通信和运输技术使得服务可贸易性增强，跨国公司为了管理全球分散的生产活动，加强运输、通讯、物流、金融等服务配套，或是通过外包等形式获取专业服务供给。在此过程中，服务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连接器。价值链前端的研发和设计，后端的市场营销和物流分拨等人力和知识为主的服务要素的投入，使得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二，计算、通信和数字化是数字技术的基础，并进一步演绎为物联网、3D打印、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驱动的创新，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扩大应用，提高了研发、广告、批发零售等服务连接全球价值链的效率（OECD，2004）。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创新技术加速推动了服务的“模块化”（OECD，2015），服务不仅可以作为全球价值链的连接器，而且还成为各环节的投入要素，衍生新的服务类别，例如在线语言服务、融资服务、支付服务等配套，以及定制服务的发展。

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服务化，推动了全球贸易服务化。一方面，服务以货物贸易的附属或替代物进入出口环节，提高了贸易出口增加值中服务价值的比重。大量的货物出口到海外市场，需要附加一定的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服务，因此货物贸易价值中的服务比重提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为货物交易提供了新的平台，使得供应商能够更加有效获得消费偏好，开展柔性和专业生产，并推动了原先必须面对面消费的教育、医疗，以及图书、报纸、唱片等娱乐成为可跨境贸易的服务，促进服务贸易规模增加。WTO（2018）在联合国关于人口数量预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基础上，模拟得出数字技术推动服务贸易比重从21%上升至25%。

2.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服务化

国际贸易能够推动内部经济地理的集聚，也可以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促进较早开放地区的制造分散，同时又促使新的产业集聚（Masahisa等，2005）。全球化使得城市传统功能逐步丧失，而以新功能来予以替代失去的功能，失去的功能主要是货物制造和处理方面，而新的功能是指与大量分散化的制造业活动有关的服务（周振华，2008），因此国际贸易中心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货物贸易中心，而更加具有现代化的特征（陶昌盛、沈雅琴，2003）。而这个现代化特征主要是由贸易主体特征决定，大量的跨国采购主体、渠道主体、品牌主体、促进主体等共同参与，使得国际贸易中心产业结构体现服务特征（沈玉良，2008；王子先，2012）。

伦敦、纽约等从港口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早期以货物贸易功能为主，随着城市产业基础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贸易结构从货物贸易转向了服务贸易。贸易内容上体现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贸易主体包括贸易企业和为贸易提供服务的各类企业，贸易功能体现在为全球贸易提供贸易有关服务的能力（陶昌盛、沈雅琴，2003）。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服务业的支撑，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互联网技术和制造的结合更加使得制造和服务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有些服务可以是由当地服务商提供，但是很多服务存在一定的粘性，制造业跨国公司仍需要原来的服务商为其提供服务，因此使得服务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除了要对制造业活动提供服务之外，服务业主体之间自身也存在服务交易的需求，因此产生了各类服务品交易市场，如金融中心、期货交易中心、文化交易中心、艺术品交易中心（张娟，2019）。

服务业跨国公司不仅为制造领域提供服务支撑，而且推动了服务交易的扩大，使得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不仅是全球货物贸易的节点，现在更成为服务贸易的节点城市。按照城市的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值进行排名，根据表1可见，新加坡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不仅体现了服务贸易中心的地位，而且也仍然保持货物贸易中心地位。根据WTO公开数据，2019年新加坡服务贸易额为5 509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达3.4%，伦敦为2 903亿美元，占比2.4%，上海为1 844.0亿美元，占比为1.53%，香港为1 803.0亿美元，占比1.51%，东京为1 267.0亿美元，占比1.1%，纽约为1 171.3亿美元，占比1.0%（见表1）。(www.daowen.com)

表1　2006年、2019年部分城市在全球贸易中的排名

资料来源：根据WTO数据库、香港统计局网站、新加坡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
注：上海为口岸货物贸易规模。

从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贸易内容来看，除了服务贸易外，目前在国际贸易中心城市集聚的主要是提供货物和服务跨境贸易的数字平台类企业，例如亚马逊、易贝、wish、谷歌、脸谱等。以货物跨境传输为主的企业主要布点在传统货物贸易中心城市，例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上海等。这些城市联通全球的生产基地和市场腹地，为其发展提供了货源、通道和市场的重要支撑。而以提供服务跨境贸易的平台类企业，集聚在服务创新能力较强的伦敦、纽约等贸易中心城市。根据MGI（2016）的报告，2005年到2014年全球数据流增长了45倍，大大超过贸易流和资金流。从国际贸易中心的实践来看，数字贸易的发展使得国际贸易中心的内容和边界得以拓展，尤其是伦敦、新加坡等城市积极打造数字贸易发展环境、提高跨境数据传输效率，吸引全球数字企业此处设立母国以外的总部机构，以获得数字贸易发展的潜力（张娟，2019）。

3.服务贸易开放是国际贸易中心获得全球服务资源的途径

服务具有异质性，即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难分离性，使得跨境服务多以商业存在形式嵌入到东道国服务供给中。服务与货物生产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货物中间品可以通过进口，但是服务中间品大多数需要本地化生产，因此服务业FDI成为全球价值链服务跨境流动的重要形式。大多数服务业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贸易投资领域的开放，带动国内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了价值链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规模增长。即使不能实现经济规模增长，技术的溢出效应也是必然的（Hoekman和Mattoo，2008）。

根据Andrenelli等（2018）对OECD一国服务业增加值的分解，外资服务业在东道国67%的产出被国内吸收。这说明在服务贸易开放条件下，外资企业创造的服务增加值主要被东道国国内吸收，或作为中间品进入价值链环节投入到商品或服务中，或直接作为服务品被消费。虽然数字化使得服务可跨境贸易程度提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跨境服务生产本地吸收的模式，进一步说明东道国为了吸引全球服务资源，最有效的途径是推动服务业开放，降低服务跨境流动和人员跨境流动的壁垒，总体推动服务贸易开放。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主体，日益超越各国政府决定了全球产业和贸易网络的布局，为了推动其在全球的利益，它具有不断推动东道国扩大市场准入的内生动力，以及建立更加透明、公平和规范的商业环境（张幼文，2020）。随着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数量增长和控制能力上升，它成为推动服务贸易开放的主动力。

基于以上理论和事实，由于国际贸易中心内容日趋从货物转向服务，因此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贸易地位，与一国服务贸易开放相关。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将获得更多的全球服务资源，在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中获得更高的竞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