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在相关研究中也被称为“贸易城市”（trading cities）或“贸易中心城市”（cities as trading centers）^[3]。一万多年前，土耳其的加泰土丘、巴勒斯坦的杰里科是新时器时代的贸易城市。近三千多年来城市一直扮演着货物流、资本流、信息流和劳动力交汇枢纽的作用，随着贸易体系的成熟，商人通常建立一系列的贸易据点，据点之间相互连接形成贸易网络（克拉克，2018）。1367年，在城邦经济主导的欧洲，汉萨同盟的成立释放了区域贸易发展潜力，汉堡、贝吕克和里加成为波罗的海区域贸易中心城市（刘程，2020），同期还有热那亚、威尼斯和巴塞罗那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中心城市。新兴民族国家发展后，诸如伦敦、安特卫普、奥姆斯特丹等贸易中心城市出现，此后贸易中心城市网络从欧洲、北美向亚洲拓展。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贸易自由化，贸易城市网络从内海向海洋间延伸，贸易中心城市逐渐突破区域限制，具有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功能属性。

无论是在城邦经济主导时代，还是民族主权国家主导时代，根据贸易中心城市的演变历史可以推演，自由贸易使得世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Krugman和Venables，1995），典型如汉萨同盟倡导的自由贸易下，汉堡作为贸易中心地位的确认，英格兰发展对外贸易推动伦敦作为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一国发展对外贸易使得城市之间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发展（Masahisa等，2005；Krugman，1996），并在一国内部形成区域经济活动的集聚，并且集聚地区会在一定时期保持稳定均衡状态（Haaparanta，1998）。贸易自由化对贸易地理空间的重构并不是随机的，具有优良港口优势的城市更加容易获得贸易自由化带来的集聚效应。

经济全球化中，城市作为全球经济单元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甚至成为全球经济的控制和指挥中心，全球城市出现（周振华，2008）。全球城市功能包括各种形态的国际贸易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科特金，2006），由于是贸易触发了城市和大都市区多元的国际化道路，因此国际贸易中心是全球城市的最基本形态（克拉克，2018）。但是，经济全球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发展，与汉萨同盟时期形成的贸易城市性质不同，它是民族主权国家内部的城市，其与所在主权国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发展是国家开展对外贸易活动、推动贸易区域规模集聚的结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港口都能获得贸易集聚结果，只有“本地市场效应”才能推动产业的前后向效应，这解释了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腹地市场优势资源对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的支撑作用（陈韬，贺灿飞，2020）。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区域引擎。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彼此之间存在网络联系，从而加强主权国家对外贸易的联络，贸易网络的增强有助于吸收贸易伙伴的吸引力。通过获取更多的贸易网络连接而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一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因此而提升。魏浩（2010）使用莫兰指数法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区域集聚和辐射效应进行研究得出，1978年上海还没有形成贸易集聚效应，1983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上海的贸易集聚辐射效应开始显现，但是不显著。1992年浦东开发区开放后，上海贸易集聚和辐射效应开始显现且显著。这也为当时提出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国家战略构想的必要性提供了实证基础，即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作为贸易城市网络节点，通过加强与其他贸易城市网络节点的联系，发挥国际国内资源优势，也有助于加强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吸引力，提高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www.daowen.com)

基于以上理论和文献阐述，可以得出，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地位是国家开展对外贸易的结果，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地位评价也是中国贸易开放战略效果的指标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