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Gomory & Baumol（1995）提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低生产率和高生产率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则会存在高生产率的国家将会从低生产率的国家的分工中获益，但低生产率国家利益将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达到某一值后，高生产率的国家的利益会随着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从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高生产率的国家政府将会采取一些贸易关税、出口补贴等措施来打压贸易伙伴，这即为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具体来说，中国和美国发生贸易往来，美国作为高生产率的国家，认为中国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侵占了其利益，因此对中国开展贸易摩擦。但需要说明，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竞争自发的结果，并不是人为控制的。另外高生产率国家为了利益最大化，而想一直占尽贸易分工中的利益，控制低生产率国家的分工和贸易中的格局，这自然会存在贸易冲突。

国际贸易中的大国是指该国对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进出口数量的变化能够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小国则是“价格接受者”，其向外国卖方支付的价格与其进口的商品数量多少无关。进出口关税是一个国家的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和物品征收的关税，作为限制外国货物进出口、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一种手段。关税制裁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制裁手段，它并不会直接切断贸易摩擦双方的进出口行为，但会增加贸易双方的经济负担。若大国采取征收关税措施，它甚至有可能把征收关税的成本全部转移给出口国生产商，同时增加本国财政收入。无论大国或小国，征收关税都会导致国内价格上升，生产增加，进口减少，消费缩减，但影响程度则会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不同而不同。(www.daowen.com)

赵建（2004）认为，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原因是国际分工的不均衡和产业结构的不匹配，而各国的政府、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则是为了使国内外产业矛盾外化为贸易摩擦的关键。因此从长远来看，应对贸易摩擦的主要办法除了加强国际贸易政策协调沟通外，还需要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蒲华林和张捷（2007）通过对中美贸易差额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亚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产品内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美国的产业升级和对华产业转移导致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而最终销售到美国市场。因此中美贸易顺差并不是中国一家的出口导致，而包括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机遇产品内分工的结构性贸易逆差，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结果。杨校美（2009）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是造成中美贸易巨大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且在美国对中国采取反压制措施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就会随之增加。美国通过战略性贸易摩擦政策，通过政府干预来转移外国企业的利润，支持本国企业的发展，从而提升本国企业的产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