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FATS统计暂不完善且具有滞后性，许多学者对统计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王丹丹（2009）使用我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中的“第三产业外商投资企业”项下数据估算了2004年我国内向附属机构服务贸易数据情况。估算结果显著小于国家发布的数据，可能的原因在于两种估算方式下统计口径、统计时间以及数据来源的差异。虽然两种估算方式具有差异性，但是考虑到使用这种估算方式下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与外管局记录的外商投资数据的一致性，本文认为王丹丹对我国服务贸易的FATS估计具有一定的可信性^[11]。而且王丹丹的估算还证实了BOP统计下服务贸易数据的缺失，即以商业存在形式进口的服务贸易数据未包括在统计范围内；如果考虑到这部分服务贸易，我国服务进出口领域的逆差状况将更加严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我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非对称问题越来越突出。杨丽琳使用非对称系数测算了中国与其主要服务贸易伙伴中国香港、美国、欧盟、日本及韩国之间的服务贸易额，测算结果显示：相比较货物贸易而言，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非对称性更大；从进出口来看，服务出口数据的非对称情况远远超过进口；从领域来看，其他商业服务、运输服务领域的非对称情况最严重；从贸易伙伴来看，中国与中国香港服务贸易的非对称性远远大于其他贸易伙伴。至于统计数据的非对称原因主要有：统计体系存在差异、统计制度环境不完善、统计工作的复杂性、国与国之间的系统性差异等^[12]。当然这也折射出服务贸易统计数据的不准确性问题。只有全面掌握服务贸易统计信息，才能对我国服务贸易进行有效管理，并制定相应的措施引导服务贸易健康有序发展。(www.daowen.com)

考虑到服务贸易数据的非对称问题，部分学者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增加值贸易（TIVA）的角度展开对于服务贸易数据的统计估算。沿袭Timmer等人的计算方法，程大中、程卓（2015）采用OECD联合WTO发布的跨国投入产出表（IOT）对我国服务出口额进行测算，与BOP统计结果相比，增加值贸易测算下我国服务出口额显著提升，贸易规模大约是前者的两倍；但是增加值贸易测算与BOP统计两种测算方式下，我国服务贸易主要伙伴国保持一致，都集中于美国、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13]。考虑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趋势，传统的服务贸易统计方式可能造成“统计假象”，不能反映服务贸易的真实发展状况。鉴于此，程大中等（2017）进一步使用贸易增加值算法中的前向分解法对国际投入产出表（WIOD）中的服务业数据进行测算，力图得到相对真实的中国服务出口额。对于测算结果的比较可知，与传统的BOP统计相比，前向分解法测算下我国服务出口额显著提高，而且服务出口在我国对外出口中的占比也明显提高，主要的原因在于这种测算方法充分考虑到服务作为中间要素投入所产生的贸易增加值，即由服务要素投入产生的间接出口价值增加^[14]。当然，这两种统计口径都反映出我国服务贸易大而不强，服务贸易竞争力有待增强的现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