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江区地处渝东南中心、武陵山区腹地，东临湖北省咸丰县，西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南连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北接湖北省利川市，素有“渝鄂咽喉”之称，是重庆市唯一的少数民族区。地理坐标在东经108°28′～108°56′、北纬29°4′～29°52′，紧邻神秘北纬30°线。境内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90公里，最高点灰千梁子海拔1938.5米，最低点黑溪河谷马斯口海拔319米。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黔江为梁州之域。夏商周时期，这一带开始出现濮国、巴国等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华阳国志·巴志》载“有濮、賨、苴、共、奴、儴、夷、蜒之蛮”，而涪陵郡“多儴、蜒之民”。《唐书》把黔中至武陵山一带居住的土人统称为“武陵蛮”，元朝把“武陵蛮”称为“诸洞苗蛮”。有史以来，黔江地处“蛮夷边地”，社会发展缓慢，经济落后。贫穷是黔江的历史主色。汉代之后，境内开始种植小米、水稻和栽桑养蚕，逐步进入农耕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黔江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拥兵自保，独霸一方，各自为政，郡县形同虚设。蜀后主刘禅为防止乌江流域各少数民族反抗，曾迁黔江一带徐、范、蔺、谢等大姓五千家于蜀，以削减地方势力。魏灭蜀后，战祸连年，社会动乱。公元306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大成。丹兴（今黔江）人范长生被拜为相，其子范贲后来在大成败后率众再度攻克成都，曾称帝两年。公元347年，桓温平蜀后，黔江又“没于蛮”，再度处于无政府状态。

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涪陵郡土著首领田思鹤“以地内附”，即以全郡之地归顺朝廷。在丹兴置庸州，辖丹兴县。隋开皇五年（585年）改丹兴县为石城县。

以“黔江”作为行政区划名，始于唐天宝元年（742年），石城县更名为黔江县。唐宋时期，黔江是绕黔州石城县境而过的第一大河，即今乌江。当时，石城县辖“两乡十八寨”，包括乌江右岸今彭水县鹿角、万足等地。这一时期，境内农业生产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状态，人民仍以狩猎伐木为主要营生手段，其次种植油桐、采摘茶叶、制作黄蜡、种桑养蚕等。南宋以后，黔江与周围土司长年争战，民族矛盾、地区矛盾尖锐复杂，境内土豪割据，土地大量荒芜，人民生活极度困苦，人口锐减。

清咸丰《黔江县志》载“黔江自宋元以来，半没于夷，为龚、胡、秦、向四土豪所据。龚据水寨，秦据册山，胡据峡口，向据后坝”。明王朝视黔江为“地处蛮疆，犬牙交错”军事要地，数次陈重兵于黔江。明洪武五年（1372年），朝廷派蓝玉征讨黔江，以控制龚、胡、秦、向势力，并黔江县入彭水县，直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复置黔江县。

清朝建立后，黔江县属重庆府。“改土归流”以后，土司、土豪势力瓦解，奖励垦复，兴修水利，黔江有了新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多，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增加到19249户94318人。清朝晚期，黔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军阀混战、苛捐杂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等影响，贫穷落后状况没有明显改善。(www.daowen.com)

石城遗迹

20世纪80年代前，黔江城常被洪水淹没的大街

黔江人民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比仇恨，在县城和新华乡纸房溪、石家镇火石垭一带，两次掀起震惊清廷的打击“洋教”运动。还有不少人参加同盟会等进步组织，其中，同盟会会员、大路坝村村民温朝钟和小南海板夹溪村村民王克明等领导发动了黔江农民起义。万涛、徐灵渊等革命先辈追求进步、向往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革命洪流，万涛后来成为湘鄂西革命武装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徐灵渊在万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小南海板夹溪村村民龚昌荣等投身工农红军，成立了黔江红军游击大队。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黔江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3年，设立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986年，黔江纳入国家重点贫困县，开启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的扶贫。1988年，黔江从涪陵地区析置成立黔江地区、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落实民族政策，迎来大发展机遇，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贫困面貌逐渐改变，催生了“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

1997年重庆直辖，黔江隶属重庆市。党的十八大召开后，黔江开启新一轮脱贫攻坚战，举全区之力、汇全民之智向贫困宣战，脱贫攻坚步入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