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解决的是代理问题，是设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去确保投资资本收益率能够大于资本成本。良好的公司治理利于企业价值创造，也利于企业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从而利于企业做大做强。

我和我的合作者们曾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股市表现与公司治理水平之间的关系（见白重恩、刘俏等，2005）。我们按照若干衡量公司治理水平的指标把上市公司分成五组。第一组是公司治理排名最低的那些企业，而第五组是公司治理排名最高的企业，其他组依次类推。这五组企业的平均市净率（即股票市值除以账面值，用来衡量企业资本市场表现）分别是3.06，3.39，3.49，3.67，4.47，最高组和最低组之间的差异高达46%。公司治理最好的那些公司与治理水平一般的公司之间的差异也达到了28%以上。这样大的差异使我们得到了两个非常有用的结论。第一，中国的投资者愿意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付出一个相当可观的溢价。第二，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投资者愿意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支付的溢价要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新兴市场的水平。总的来说，中国的股市确实是不成熟的，并且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发现也表明，在某种意义上，投资者也有成熟的一面，至少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把好的公司和差的公司区别开来的能力。提升公司治理有助于价值创造，也有助于企业从大变伟大！

如果我们按时间顺序回顾过去40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企业的诞生——从联想、海尔、华为、泰康和平安，再到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小米等，我们发现中国改革期间一共出现了四轮创业浪潮。第一轮创业浪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联想、华为和海尔；第二轮创业浪潮出现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诞生了泰康人寿、复星集团和许多著名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第三轮创业浪潮目睹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诞生了百度、搜狐、新浪、腾讯等一批IT企业，以及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电商巨头；最后，在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第四轮创新创业浪潮中，一批移动互联网企业纷纷崛起，其中的代表就是小米和滴滴出行等一大批企业。

在不同创业浪潮中诞生的企业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创业浪潮中，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创始人的勇气和愿景。改革开放释放了中国人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在短缺经济下被压抑了30多年终于得以释放。这一阶段，任何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一定会有大量的需求。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崛起。这个阶段的企业战略简单、直接、粗暴——尽可能获得必要的资源以便迅速扩张经营规模并占据市场份额。必要资源在这里包括土地、原材料、银行贷款和政府关系，等等。(www.daowen.com)

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市场竞争机制逐渐引入，市场交易的范围和规模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为了生存与发展，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既需要懂商业又需要有战略。在第三轮和第四轮创业浪潮中，成功的企业更善于在发达市场中寻找对标企业，并积极向这些未来的竞争对手学习——“企业战略”和“商业模式”等词汇渐渐地进入了这些年轻的创始人和企业家的语言体系。市场竞争和颠覆性的新技术迫使许多中国企业持续地根据商业环境的变化对业务做出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显示出强大的活力与韧性。假以时日，这批企业中必然有那么一部分能够崛起成为真正伟大的企业。

诗人茨维塔耶娃曾说：“生于这样一个时代，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尽力做一个诗人。”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而言，只剩下一件事——创造出一批伟大的企业，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