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政府一直采用“金融抑制”政策把稀缺的资金集中配置到符合国家战略的行业，以此推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式的“金融抑制”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国家垄断的金融体系将大部分银行信贷资金配置到国有部门，对投资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民营部门受到国有部门和外资企业的双重挤压——国有部门能够获得国有银行提供的成本相对较低的信贷，而外资企业则能够在海外以较低的成本融资。尽管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高于国有企业，但因为融资的限制，它们很少能够发展到足够大的规模。第二，政府对金融行业设置了重重准入限制，导致民营资本几乎无法进入金融领域。

2017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了8%。正如我在本书多次强调的一样，金融业增加值同样也反映了金融行业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所发生的成本。其GDP占比越高越表明，中国的金融中介过程中存在着过多的中间环节，从而增加了金融中介的成本。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金融（例如，不断提高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或是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而是更好的金融（例如，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金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将有助于金融服务的差异化发展，也更有利于金融服务提供商之间的良性竞争。从长期来看，这将有助于中国私营部门和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