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投融资的最优原则是：投资资本收益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即，为了创造价值，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应大于其资本成本。如果资本成本本身就是扭曲的，那么这个不等式就变得毫无价值。事实上，只有当资本成本由市场供需双方决定时，这个不等式对企业决策才可能有指导意义。

当利率受到管制时，监管方更有可能为受照顾的企业或实体部门降低利率，进行变相补贴。在中国，这些受照顾的企业或实体部门往往就是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由于信贷成本低且容易获得，这些企业或实体往往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如果经济出现过热，中央银行要求银行缩减信贷，那么信贷紧缩带来的负面影响波及的却往往是缺乏金融体系系统支持的民营企业。

中国多年以前就启动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但改革要取得成功还差关键的一步——让市场而不是监管方来决定存款利率。至少，目前中国的监管方对竞争和市场还缺乏足够的信心，他们担心利率市场化会导致大量存款从缓慢且自大的国有银行流向更加市场化、更加有竞争力、更加以客户为导向的金融机构中去。(www.daowen.com)

必须指出，即使利率完全实现了市场化，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普遍存在也会扭曲国有部门的投资动机，导致其不以创造价值作为投资决策的标准。我们来思考下面这个问题：中国的市长们在做投资决策时所考虑的资本成本是多少？我们当然可以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或其他金融理论给出的模型来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但真正的答案却极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零”。为什么是“零”？因为中国的市长能够从国有银行、政策银行或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非常低的利率获得贷款或融资。即使投资项目进展不顺利，贷款到期无力偿还，我们也很难想象国有银行或金融机构会强迫地方政府还款或让他们破产。因此对于中国的市长们，他们所感受到的资本成本其实就是“零”。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中过高的国有部门的比例其实会削弱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因此，在现阶段的中国，利率市场化具有两重含义：第一，让市场来决定利率；第二，消除国家提供的隐性担保，把“软”预算约束变成“硬”预算约束。如果“刚性兑付”不打破，那么财政与金融就很难分清。或者说，我们一直在用金融做财政的事。这样，有效率的金融无法建立起来。政府应该明确表态，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亦有违约风险。当利率市场化真正实现时，中国的银行就必须更加努力才能营利；借款方由于需要支付市场化的利率也必须更加谨慎地选择投资项目；中国的家庭也能从储蓄中收获更多的利息收入。良性循环会最终形成。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已经启动。如今中国的银行业在吸储和盈利方面不得不面临更大的竞争，而中国的储户也有了比过去更多的投资选择，从货币市场基金、大额存单到财富管理产品等不一而足。尽管进展缓慢，但利率市场化一旦实现必将会为中国企业带来最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