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老龄化，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耗尽，但同时，新的增长源泉正逐渐涌现。到2030年，中国将有超过4亿人出生于1990年以后，即“90后”。而“90后”中的一半——2亿人将完成大学教育。即便在今天，中国也已经有超过1亿的劳动人口接受过大学教育。美国今天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人口约为9000万，而韩国为900万。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阶段拥有过超过2亿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

读者可以思考一下这两个亿的排列组合。思想解放所激发出的活力，在未来更高素质的群体中，将产生更大的活力。超过4个亿的“90后”也将成为21世纪前五十年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偏好，对产品的认知，甚至价值趋向将左右未来行业的方向。我们将看到一个从“中国制造”向“为中国制造”的巨大的产业迁移——消费需求将决定未来企业的战略制高点。未来其实刚刚开始！这些我们在中国企业的1.0年代很少去思考和探索的问题，现在迎面而来。

在2017年11月11日这一天，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零售平台阿里巴巴的当日成交额达到1682亿元，再次创造“双十一”购物节交易额纪录。这是中国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以一种象征性的、有仪式感的方式向中国经济社会40年高速发展的致敬。人均逾9000美元的GDP，是“双十一”重要的经济基础；13万公里的铁路建设，2.5万公里的高铁，12.4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和800万人的快递“小哥”为消化“双十一”一天产生的8.12亿个物流订单提供了基础设施。消费者在零售端表达个性化的需求，以零售端倒逼供给端大幅提升效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重塑产业链——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着眼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企业2.0年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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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未来经济成长的重心将由投资转向消费和服务业，由国有企业转向私营资本，由粗放型增长转向效率驱动，由沿海转向内陆省市。伴随这一过程的将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技术等大量新兴行业的崛起。在中国经济开始新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深刻转变的时候，居于庙堂之上的政策制定者们更需要通过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去激发出千千万万个体的“自下向上”的力量。去激发他们自主创新、创业的激情吧！去用公正透明的方式评估他们尝试的结果，不要让不公不义使他们过早地变得世故，放弃最初最美的梦想，因为他们中有乔布斯，有盖茨，有扎克伯格，有穆斯克。去相信统计学中的大数定律吧！只要有足够大的基数，有足够多的个体努力尝试，大浪淘沙，总会有一批企业能够从激烈的竞争中突围而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企业！

中国现在已有4000多万家企业，有的很快会被淘汰，但更多的企业会不断成立。我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具有创新精神、不怕失败的年轻人身上。未来中国的伟大企业可能源于这些尚不出名，甚至还未诞生的企业。这些企业渴望成长。未来的5—10年，这些企业又会有什么样的成长路径呢？一种现实的选择是，追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在一个制度基础设施极其薄弱的环境下，搜寻制度和政策设计的漏洞，把“制度套利”作为一种基本的盈利模式，捕捉那些非常短的时间窗口。这是一种短、平、快的快速成“财”模式，有风险，但不累。

但是，还有一种选择，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企业家带有使命感，带有激情。他们追随内心崇高的呼唤，不囿于约定俗成但又极其恶劣的游戏规则，目标高远，致力于挖掘能促使企业基业长青的盈利模式，不以一时一势，一地一域计较得失与短长。这样的企业更能在大浪淘沙中真正脱颖而出，引领气象万千。吸取生命的精华，活在当下。我们期待有些企业会以这种方式长大。中国企业破晓的希望在于这些企业！

[1]见Allen等，2005和Xu，2011。

[2]见Acemoglu等，2001。

[3]见Brandt and Zhu，2000，Boyreau-Debray and Wei，2005 and Dollar and Wei，2007。

[4]见Young，2000。(www.daowen.com)

[5]图7.1和7.2中的折现因子都是基准化后的折现因子，是相对数值而非原始数值。另，有几个省因为样本中没有足够数量的企业，所以没有被纳入到实证分析当中。

[6]见“Paper tiger，roaring dragon”，The Economist，September 12，2015。

[7]详见Bai，Liu，and Song，2004。

[8]我们收集到了9个省市地方政府债券的数据。

[9]见Lucas，1990。关于罗伯特·卢卡斯提出的“资本流向之谜”的讨论，另见Rajan，2010，p.48-49。

[10]中国正在放开存贷款利率，但要实现利率的完全放开，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1]见Philippon，2015。

[12]对于这个数字，市场上有许多争论。准确评估中国公共债务的规模比较困难，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很难得到一个真实的估测。

[13]见Hayek，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