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史上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80年夏天，IBM准备推出它所开发的个人电脑（PC）。当时，IBM找到美国西海岸西雅图一家名叫微软的仅有40名员工的小公司。这家公司由一个名叫比尔·盖茨的哈佛大学退学生和他的好朋友保罗·阿伦共同创立，到1980年已经小有规模，在业界也小有名气。IBM当时想找一家公司为其个人电脑编制一个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简写OS）。IBM征求盖茨的建议，问微软能否做这样一个产品。微软当时并不做操作系统。在当时的个人电脑市场，微软是电脑语言和应用软件的先驱，而Digital Research是操作系统的领先者。盖茨于是向IBM推荐了加里·基尔德尔（Gary Kildall）的Digital Research。这家公司刚开发了CP/M操作系统，被广泛运用于小型计算机，极有可能在修改之后运用于个人电脑。基尔德尔本人桀骜不驯，对IBM这样的大公司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甚至鄙视。在约定见面那天，他只留下他的妻子和律师，自己跑去玩热气球，临走前还一再强调一定不要答应与IBM签保密协定……

基尔德尔的傲慢终于激怒了IBM。他们转向比尔·盖茨，问微软能否提供该操作系统。尽管微软从没编写过任何操作系统，但盖茨出人意料地答应了。盖茨在附近的小公司中搜寻了一圈，以5万美元的价格从一个名叫西雅图计算机产品公司的小公司那里获得了他们开发的Q-DOS系统的使用权。微软在对该操作系统进行略微修改后，把它命名为PC-DOS，提供给IBM。这个故事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当盖茨和IBM在讨论合同细节的最后时刻，盖茨尝试着寻问微软能否保留把该操作系统卖给其他PC制造商的权力，IBM意外地答应了这个非排他性条款。双方于1981年8月12日签署了正式合同……后来，微软把这个操作系统改名为MS-DOS，并开始向其他PC制造商出售。

读者此时应该能猜到这个故事结尾。“为每一个家庭桌上放一部个人电脑”成为微软的企业信念。伴随着电脑PC时代的到来，20年后，微软变成了一家市值高达27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高科技公司，而IBM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成功后市值也只是长期维持在1400亿美元左右。

研究商业史的学者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多感叹像微软这样的伟大企业的诞生居然源于这么多的偶然！假如盖茨没有中途辍学去创业，假如基尔德尔没有去玩热气球，假如盖茨没有答应IBM，假如西雅图计算机产品公司没有把Q-DOS卖给微软，假如盖茨没有鬼使神差向IBM提出非排他性的使用条款，假如IBM当时没有出人意料地答应盖茨非常过分的不合理要求……这么多假如（What If）只要有一个变为现实，那么，近30年世界商业史就可能需要重写。

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听到过这个故事，玩味良久。与那些充满激情或是唏嘘不已的讲述者不同，我对这个故事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些众多偶然的背后其实有其必然性。在大西雅图地区集聚一大批像比尔·盖茨、保罗·阿伦、加里·基尔德尔这样的创业者，也集聚了一大批像微软这样员工只有40人的小企业，这些创业者们彼此竞争，编写自己的软件和操作系统，期望有一天自己的产品能够被广为接受，成为业界范式，从而实现规模效益。即使IBM当时没有找盖茨，没有给微软这样一个机会，必然也会有另外一个操作系统被采纳，随着个人电脑的爆发式崛起而被广为人知。这种必然性其实就是统计学里的大数定理——这么大基数的创业者在孜孜努力，必然会崛起一家伟大企业！(www.daowen.com)

近些年来，人们习惯把中、美经济作无穷无尽的比较。在中国经济在规模上崛起，中国逐渐变成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之时，人们普遍表达的是“要和债权人在一起”的信念。在对美国经济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表现出担忧的同时，世人对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充满信心。我习惯通过观察一个国家经济生活主要参与者（例如，政府、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Balance-sheet）来判断该国的经济状况。事实上，政府、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之间的多向互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动态成长和健康状况。美国政府和美国的金融机构的确有质量极其糟糕的资产负债表（集中表现为高企的联邦政府债务和2008年肇始于美国，最终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为其经济的进一步成长蒙上阴影。与之相对，尽管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和非正规金融都引起了人们对中国金融稳定的担忧，但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金融机构仍拥有质量相对较高的资产负债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有债务相加，也就是GDP的50%～70%，^[12]远低于美、日的水平；而从上市的商业银行公布的数据看，中国金融机构仍保有相对较低的坏账率。

在我看来，中、美经济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实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美国的实体企业的盈利状况，资产质量仍然保持非常高的水准，尤其表现为有一批像苹果、谷歌这样的致力于创新、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并以商业模式取胜的企业。在这一大批实体企业的背后，有很大一个群体像乔布斯这样的愿意“保持饥饿”（Stay Hungry）“保持蠢笨”（Stay Foolish），不断跨越边界，重塑边界，改变人们生活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他们的努力使得一批又一批的极具生命力和竞争能力的企业不断涌现，“各领风骚数十年”。苹果这样的企业，在美国绝非空前绝后，以前的IBM、微软，现在的谷歌、脸书（Facebook）和特斯拉（Tesla），无不以超越常规的商业模式去重塑商业的内涵，改变我们的生活。在这些生生不息、不断成长的企业背后，是千百万具有创新意识的个体的创新努力，是一个宽松、自由的商业环境赋予这些个体的创业自由。

抛开这些特殊的成功企业的特例，透过一般企业的表现，我们也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经济在微观基础上的差异性。我在第三章中计算过，中国A股市场上的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只有3%左右，即使我们用加权平均的方法去计算，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也只有可怜的4%。而美国上市公司在过去一百年里，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在10%～11%之间。两者的差距其实非常明显。我们国家实体企业的整体状况非常不乐观。我们的企业多为规模取胜，鲜有盈利模式独树一帜者；我们那些尚具创新意识的企业，也多以形似取胜，从事的更多的是复制（Copy）和粘贴（Paste）这样的活动；我们最好的高校的毕业生，以能跻身公务员系统、大型国企或外资公司，以进入“体制”作为成功的衡量标准；我们本就非常稀缺的企业家，其中不少开始陆陆续续撤离实业转向投资，或者是忙着移民。的确，不确定的商业环境动摇着中国企业家原本就不坚固的根基，冲击着企业家精神。回到一个大家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在大机构垄断经济生活，行政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商业环境里，有创新企业的生存空间吗？还有谁会去致力于创新呢？我们该怎样去营造一个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Ecosystem）呢？

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源泉在于自下而上激发出千千万万个体的活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激情。我们国家过去40年经济高速成长的历程已经证明了解放千千万万个体的活力和创新动力的重要性。而要保持千千万万个体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激情，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宽松的商业环境、对个体的尊重和对“异端”的容忍。经济学家索罗（Solow）在资本和劳动力之外，加入了技术（Technology）这一要素去解释经济增长；后来的研究者们也忙于在实证层面证明反映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济成长的贡献。而这些模型提供的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统计事实，忽略了微观层面上千千万万个体的奋斗和挣扎，成功与失败。经济成长的基础，产生伟大企业的基础，在我看来，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基础设施，营造一个真正公正、公平、透明的商业环境，去保护这些个体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尝试，用公平、公正的方式去衡量，筛选这些尝试带来的结果，让努力能得到合理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