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金融应该简单、直接、有效，即“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李白）。具体来讲，中国好金融应该具备以下特点。第一，好金融应该能够更加高效地通过竞争配置稀缺的资金，解决中国的“资本流向之谜”，并且有助于中国企业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第二，好金融应该覆盖更多的人群和企业，尤其是长时间受困于严格的外部融资限制的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金融应该具有普惠的属性，不应只服务于少数人群或实体。第三，好金融应该帮助中国经济减少对于银行部门的依赖。第四，好金融应该有效地遏制风险，提升公众的风险意识，加深公众对于金融的性质以及“好金融”和“坏金融”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好金融应该为公众提供更好、更可靠的信息。

发展好金融，未来的中国金融体系应该力求获得下面几组平衡：第一，增长经济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平衡。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仍然很重要，为此，我强烈反对言之不详的所谓“去杠杆”（De-Leverage）这一提法。大力收缩信贷规模，在结构问题没有获得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只会进一步打击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进一步降低投资率，从而威胁到适度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把握的平衡是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着力提高个人收入水平、提升消费，将金融资源从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经济以市场化的透明方式转向更有活力的私营经济。走向未来的中国金融中介模式应该为实现这种平衡做出贡献。

第二组平衡是提供融资和避免资产泡沫之间的平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投资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这要求中国金融体系必须保持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易出现资产泡沫的特质。这源于我们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缺乏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同时实体经济因多年超常投资形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并不高，注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很容易转向流入规模本来就小的金融市场，从而对资产泡沫造成推波助澜之势。

中国必须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的规模，确保其运转良好。与任何大型复杂经济体一样，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对于从家庭到养老基金的各类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从理论上讲应该能够提供比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更高的长期回报。对于企业而言，股权融资是银行贷款之外重要的融资渠道，有助于企业减少对于债务融资的依赖。此外，企业上市的审核和规则也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投资资本收益率。

在2015年6月中国股市暴跌前，中国曾尝试开展改革，希望修复市场上的各类扭曲。连接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的“沪港通”于2014年开通。尽管受到严格的配额限制，但该举措承诺为内地的证券交易所引入更多的机构投资者，从而减少股票估值的扭曲。中国在首次公开发行流程方面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重启股票市场以来，中国一直使用“审批制”（配额制）来筛选待上市的企业。中国应该转而采用“注册制”，允许更多的民营企业和创业企业上市；在上市时机和发行规模上给上市企业更大的控制权；同时应该严格执行退市机制，以提升中国A股市场中上市企业的质量。监管机构也需要加强对于内部交易的监督。

第三组是金融自由化与监管之间的平衡。资金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中国仍是被严格管制的。严格管制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中介机构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盈利模式简单，很难应对经济结构转型对金融中介服务的种种要求。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尤其是以绕开金融监管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健康的危害。拿捏金融创新与科学监管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www.daowen.com)

在监管方面，虽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CIRC）在2018年两会后的机构改革中已经合并，但是针对银行部门、资本市场和保险业的分头监管依然存在。近年来，“一站式”全能银行的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国企或是民营金融财团越变越大、越变越不透明。各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时难免会出现漏洞。中国在未来急需整合金融监管机构，打造一个全面、有效并且鼓励创新的监管框架。全面严格的监管势必影响经济的活力，但模糊松弛的监管以及随之而来的“监管套利”则会让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脆弱。监管只有在更加直接和透明时，才能产生持久的效果。为此，消除金融中间层、整合金融监管机构才是正确出路。

在创新方面，政府应该树立底线思维，鼓励那些有助于降低金融中介成本的创新。政府应该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未来金融的发展中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简言之，政府应该放松对金融的过度管控。一是要放松利率的监管，二是要允许新的竞争者（尤其是来自科技行业以及国际上的竞争者）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关于第一点，中国急需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期限结构以反映真实的融资成本并更有效地配置资金。关于第二点，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能够带来新的竞争，也能够孕育更加有效、更加创新的金融中介模式。

第四组是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平衡。中国经济中还存在相当规模的非正规金融（详见Allen，et al.，2005）。如何界定非正规金融并对其规模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做出合理评估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所做的贡献。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曾说“非正规体系存在本身就是对正规体系的一种嘲弄。”（详见de Soto，2000）。正是因为我们的正规金融体系不能很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才为非正规金融体系提供了生存空间。走向未来，拿捏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平衡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非正规金融能够浮出水面，最终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之中。当然，这需要时间，更需要改革的勇气和担当。

第五组是人民币的崛起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平衡。我们的金融是建立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上的。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资本账户不开放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有的金融中介模式。可以说，我们习惯了做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而不知道该如何做价格制定者（Price Setter）。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而人民币的崛起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将愈演愈烈。如何主动出击，将一个国际化的人民币纳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金融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