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如我在前文中反复强调的一样，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微观单位，即中国企业，能否改变其经营模式，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最终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我甚至愿意这样表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企业第二次长征能否成功。读者可以回顾我在前文多次提到的，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重要方程式：

增长率=投资率×投资资本收益率

中国经济要实现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由粗放式成长向效率驱动的结构性转型，必然要降低投资率，即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提升消费所占比例。要实现这样的转型，一个核心的前提就是需要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这就需要中国经济的微观经济单位——企业——去全面提升它们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这也意味着，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的诉求应该从追求“大”转移到追求“伟大”。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例子来进一步阐述投资资本收益率的重要性。假设有两家企业，每家企业的年增长率都是10%。其中一家企业N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是20%，而另一家企业O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是10%。那么企业N只需要把其年度利润的50%用于投资就能实现10%的年增长率，而企业O则需要把其年度利润的100%都用于投资才能够实现同样的年增长率。因此，更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能够给企业留存更多的现金流分配给股东，从而给股东带来更高的价值。

这里企业O代表的是传统企业。过去40年间，在钢铁、化工、采矿、油气、造纸、电讯、公共事业等领域，中国企业纷纷崛起。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接近完成，这些企业曾经拥有的高水平投资资本收益率开始下降，为了继续保持增长，它们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而企业N代表新企业——在信息科技等领域，许多中国企业异军突起，这些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既然企业需要投入多少资本是由其增长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所决定，那么企业N就能够以较少的投入资本实现与企业O相同的利润增长。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提升传统行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以及鼓励发展具有高水平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新兴行业是维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www.daowen.com)

强调投资资本收益率是贯穿本书始终的主题。然而，相比于通过投资扩大经营规模，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要困难得多。因此，推动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的转型需要大量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要素共同作用才能得以实现。这些要素包括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转变企业的终极目标（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重新调整经济布局（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和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智力资本产业）、打造创新的商业模式与技术以及世界一流的执行力等。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不是一场短跑比赛，而是一场艰苦漫长的马拉松！

全面提升中国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产生一批伟大企业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在中国，怎样才能成就一批以价值创造为目标并且能在较长时间保持高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企业呢？中国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使得企业无论是为了缓解生存压力、寻找成长空间还是构建跨越式发展的能力，都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企业，如果不追求做“强”，等待它们的命运必然是萎缩或衰败，退出竞争世界一流企业的速度会很快。

在中国企业的第一次长征中，我们的高速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制度基础设施极为薄弱的基础上的（详见Allen，et al.，2005）。我们有相当多的成功企业遵循的是这样一种成长路径：追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搜寻制度和政策设计的漏洞，把“制度套利”作为一种基本的盈利模式，捕捉那些非常短的时间窗口，用一种短、平、快的快速成“财”模式迅速实现规模上的突破。这样的商业模式虽有风险，但也造就了一批企业和企业家。毕竟，“台风来时，猪也能飞上天。”但是，如果我们的企业执念于这样的方式，并尝试着把它上升到商业思想的高度，那么，这样的一种成长方式所带来的最大代价就是牺牲一代甚至两代企业家原本干净单纯的心灵，进一步恶化商业环境，最终使得这些企业都陷入短视的乱战与混战之中，皆成输家。

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的破晓之旅该如何起步？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企业能够迅速做大的原因，也是桎梏中国企业成为伟大企业的原因。中国企业要顺利完成第二次长征，需要重新思考、评估那些让它们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做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