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基础设施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就在于，缺乏一个开放统一的国内市场。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对外开放，但国内市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呈现出“条块化”的特点。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中国经济改革始于中央政府将经济决策权下放至地方。通过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中国成功地克服了市场竞争缺失的不利因素。这种强调经济表现的政绩竞赛虽然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却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它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大幅提升了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中国钢铁、煤炭、铝、玻璃、水泥等许多行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跨地区的企业兼并不失为有效推进行业整合、消化过剩产能的好办法。然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对本辖区的企业决策指手画脚，设置各种行政障碍，致使企业跨地区的兼并整合难以实现。

地方保护主义之严重，已影响到中国企业的行为模式。在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中，中国也成了一个特例。在2003年《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梅利兹（Mark Melitz）研究了国际贸易对行业内和全行业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影响。梅利兹模型中的一项重要的实证推论就是，只有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才会进入国际市场，而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留在本国市场，外向型企业往往比内向型企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根据梅利兹的理论，只有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才能够克服跨国贸易的困难障碍，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

梅利兹的假设得到了绝大多数实证研究证据的支持，但中国却是一个例外。研究者发现，中国的外向型（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往往比内向型企业更低。我们如何解释中国的这个矛盾现象呢^[9]？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统一的国内市场。在中国，国内市场竞争的成本甚至比国际市场竞争的成本更高。中国的地方政府总是使用各种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竞争，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通常发现把产品或服务出口至国际市场会面临相对较低的成本，甚至还能得到一些优惠待遇。因此，我们才看到中国表现出与其他国家截然相反的特征。(www.daowen.com)

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通过市场竞争都能提升其经营能力和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国有企业如果能在充满市场竞争的地区和行业运作，那么也能提升其竞争力。例如，格力电器是一家国有家电制造商，在董事长董明珠的领导下成功转型成了一家极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