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制度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制度主义的学者们看来，寻找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一国经济能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与经济发展和商业文明进步相关的制度，是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6]从实证数据分析来看，在制度的优劣和经济发展之间很难建立确定的因果关系，因为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反过来也说得通：经济增长亦能为制度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2001年的一项重要实证研究中，三位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使用了一个新颖的自然实验来解答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这一问题。这三位经济学家巧妙地使用了欧洲的殖民政策作为基础，指出不同的社会会受到不同历史进程（如不同的殖民政策）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制度。通过使用数百年前的殖民政策作为影响一国制度的外生变量，他们发现有显著的实证证据表明，拥有更好制度的国家，其人均收入也更高。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在他们的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根源》（WhyNationsFail：TheOriginsofPower，Prosperity，andPoverty）中进一步展开了论述，认为缺乏“包容性”的制度是国家陷入贫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他们以埃及为例，指出“埃及之所以陷入贫困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由少数精英阶层统治，社会的组织形式仅对他们有利，而牺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7]。”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的这个理论迅速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反对者举出许多反例，认为他们的理论无法解释自1978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奇迹，也无法解释新加坡在独立后所实现的经济腾飞。这场大辩论最终归结到一个点上：那就是，我们究竟如何对“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做出明确的定义？什么样的制度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又是什么样的制度会阻碍经济的发展？(www.daowen.com)

许多学者都把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作为这个理论的反例。事实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提出的理论是否正确并非重点。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怎样识别出中国现有制度中有哪些因素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哪些因素在阻碍中国企业实现“从大到伟大”的转型？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有很多成功的制度创新，真正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大量干预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不利于伟大企业出现的外部原因。它们的存在决定了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特定的行为模式，导致了中国企业进入追求经营规模而非企业价值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