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在经济事务上拥

^[1] 关于导致中国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制度因素的讨论，见Qiao Liu and Alan Siu，“Institution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an investment implied return on capital in China”，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1。有非常大的自主权^[1]。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上权力集中”（Political Centralization）与“经济决策分权”（Economic Decentraliztion）相结合。在政治方面，通过各级组织部门，中国共产党采用了“向下一级”的任命制度^[2]，地方政府官员的表现由上一级的党内官员进行评估。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党内官员轮值轮岗等办法来解决潜在的既得利益问题和腐败问题。中央政府一方面严格把控地方官员的晋升，另一方面又将经济决策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经济分散化是非常重要的。在缺乏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为政府官员带来了推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经济分权化的同时，中国也推出了一系列税收体制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新的税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越高，能够保留下来的部分就越多，并且超出财政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完全归地方政府所有。

为了在政治生涯上有所建树，除了政治上忠诚以外，地方政府官员也需要展现出自己发展经济的能力^[3]。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使得地方政府在本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执法等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具体法律的实施、税收、补贴和竞争监管方面也保留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地方政府也是当地国有企业实际的控制者，在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选拔和商业决策的制定等方面，地方政府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运用自治权方面，表现更好的地方政府官员更有可能获得晋升。通过鼓励各地之间的标杆比照和竞争，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管理体系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依靠的就是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政绩竞赛来弥补商品市场竞争的不足。

简言之，在从“攫取之手”向“帮助之手”的职能转变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借助强调经济增长的“政绩竞赛”来激励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官员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官员在追求政治晋升的竞争中，当地GDP的增长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两位经济学家李宏斌和周黎安发现的实证证据表明，当地的GDP增长是解释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否最具相关性的解释变量^[4]。(www.daowen.com)

既然地方政府控制了企业成功所需的大部分关键要素，那么中国的企业要想成功，就需要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参与“政绩竞赛”的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很关心当地的经济表现。引人注目的大型项目往往能够给当地的GDP和税收带来极大的贡献，因而更会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欢迎。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其保持强劲的投资势头与地方政府以投资拉动GDP增长的愿望相一致，对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而言尤为如此。由于政府在背后的隐性担保，国有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的债务几乎不可能出现违约，因此，许多由银行贷款支持的投资往往缺乏效率，甚至过剩。信贷投资推动了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扩张，企业领导者也因此赢得了政府官员的关注，同时当地的GDP、税收和就业都因此得以提升。大规模的投资也增加了国有企业领导者获得晋升，从而担任政府要职的可能性。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对规模有无限渴求，但它们却忽视了投资资本收益率。

中国的民营企业也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倾向。通过投资做大规模能够提升民营企业在地方政府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民营企业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投资经常体现在帮助当地政府解决“头痛”问题和提升当地“形象”的项目上。举例来说，通过投资收购当地亏损的工厂，民营企业能够帮助地方政府缓解工厂破产、员工下岗及犯罪率上升的压力。

这些投资虽然能够推动当地GDP的增长，让企业迅速扩大经营规模，但是这些投资并不是以盈利作为出发点，大部分投资都无法产生足够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