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斯和波拉斯不同版本的对伟大企业的界定被广为接受。但是，他们所建议的指标以定性为主，对具体指标表现的判断上有比较大的主观成分。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被他们精挑细选出的伟大企业在若干年后被证明不过尔尔。虽不至于沦为笑柄，但确实让人觉得尴尬。

柯林斯在2001年又出版了《从优秀到卓越》（GoodtoGreat）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延续《基业长青》的分析思路，通过11个从一般企业蜕变成伟大企业的案例，寻找促使这些企业从一般变得伟大的重要原因。柯林斯发现的秘诀里包含了这些成功企业的七个重要特性，体现在领导力、团队、企业文化、技术引领等各个方面。让人有些忍俊不禁的是柯林斯这次续蹈滑铁卢——他所圈定的十一家企业中，Circuit City于2009年宣布破产（注：该书出版8年之后）；Fannie Mae和富国银行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几乎倒闭，得以存活并不是因为市场，而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救助；Altria虽然在柯林斯的研究期间内给股东提供了极为出色的回报，但这是一家烟草公司，选一家烟草公司作为伟大企业让人有些无语，大家开始怀疑柯林斯挑选标准的狭隘。这十一家企业的综合股价表现在1996年至2011年这十五年间极其一般，年化平均收益率只是7%，勉强和市场的平均收益率持平；在2001至2012年间，这些企业的股价表现甚至比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还要差一大截。这一切虽不至于让柯林斯的观点彻底亡逸，但确实大大削弱了柯林斯这本书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这种尴尬几乎适用于任何一本研究伟大企业的书籍。这些书籍的一个共性是用事后整理回顾的方式（Backward Looking）去找寻那些使得企业成功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确保企业在未来的成功。未来是非线性的，充满着不确定性。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预测未来。这些商业书籍预设了一个前提：过去的成功经验能确保企业在未来也同样成功，而这个前提在真实生活并不存在，商业社会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颠覆式创新”。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质疑。《基业长青》一书只挑出十八家伟大企业。在Wiggins和Ruefli的6772家企业里面，只有3家企业，也就是相当于样本0.04%的企业能够保持50年以上的优异业绩。成为教科书意义上的伟大企业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我遇到的最大的质疑是：“这0.04%的企业在经营、战略、领导力和营销等方面的经验对一般企业有效吗？如果有效的话，那么伟大企业的比例怎么会这么低呢？”“对于绝大多数的白天鹅而言，分析几只黑天鹅有什么意义吗？”我承认，第一次被这么质问的时候，我有些张口结舌，有些着急为自己的想法辩解。慢慢地，随着思考的深入，随着自己开始亲自创业并在这个过程中思考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的时候，我相信自己有了更好的角度去组织更有说服力的回答。(www.daowen.com)

中国企业如何成功并走向伟大？如何打造一大批拥有差异化产品或服务及持续创新能力的中国企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伟大企业的共性上，回到企业经营的原点，思考是什么样的本真、什么样的原始动力驱动企业不断向前，最终成就伟大。我找到的答案出乎意料的简单，那就是价值创造！借用德国伟大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话来说，企业要成功就应“目标坚定、行动有力、百折不挠”。中国企业应把价值创造作为自己伟大而坚定的目标！

伟大企业立意高远，追求的是为最大数目的人提供最大程度的福祉。价值创造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从而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也是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包括雇员、客户、供货商、社区等提供长久的福祉。以这样的目标作为诉求去追求卓越，应该是每一个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追求的过程是一个以价值创造为目标的过程的话，那么这种追求本身将促使更多的企业去提升经营表现，这将全面提升中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素质。中国有句俗语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假如我们的企业都以全面的价值创造作为追求目标的话，那么一个很小的概率乘上一个庞大的基数，也就意味着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些伟大企业。这些伟大企业将带动更多的企业将中国的商业实践向上引领，而非向下沉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