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全新的经济微观基础。我们需要有一大批投资资本收益率很高的企业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中国企业在过去40年在规模上的崛起是由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所选择的增长模式共同决定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原有的高速度持续扩张难以为继。由于路径依赖，我们中的大多数仍不愿放弃对高速增长的依恋，寄希望于决策者的神来之笔。但事实是，中国经济的增速确实是在放缓。为了维持相对稳定的就业水平和人均收入的稳定提高，同时给予政府足够多的资源去解决发展不均衡问题，中国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未来增长的来源应该更多地放在投资资本收益率而非投资率上。

诚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和大量的银行信贷提振GDP，但这种做法会给中国已经不堪重负的金融体系雪上加霜，也会给民营经济投资带来“挤出效应”。未来中国需要一大批具有高水平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企业，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中国的企业家需要转变心态——企业运营的目标不是规模扩张而是价值的创造！

中国企业在艰难地完成了第一次长征之后，马上就面临从“大”到“伟大”的第二次长征。第二次长征将更加艰苦卓绝，将对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企业商业模式、企业家精神等提出全面的反思和挑战。中国企业第二次长征的成败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成功，中国能否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华民族最终能否以一种令世人敬佩的方式全面崛起。

[1]关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中国企业的盈利前景，见“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orporate profit”，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5。

[2]本书中有关《财富》全球500强的数字来源于《财富》杂志中文版网站。网址是http：//www.fortunechina.com。

[3]尊重《财富》杂志习惯，在统计中国企业的数目时包括了中国香港，但不包括中国台湾。(www.daowen.com)

[4]中国的高储蓄率有许多解释，缺乏社会安全网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在中国欠发达的金融体系下，家庭投资的渠道有限，导致储蓄率升高。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强调节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把钱存在银行里。魏尚进和张晓波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也指出，性别的失衡也是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见Wei and Zhang，2013）。

[5]这也充分说明得到资本市场充分认可的大市值企业规模不一定很大。

[6]见Cai，Liu，and Yu，2013。

[7]见华为2017年报，http：//www.huawei.com.cn。

[8]中国目前56%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据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有可能达到70%～75%。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2年，中国将有逾3亿人口转移至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