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改革开放助力中国企业崛起的有利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助力中国企业崛起的有利外部环境

时间:2023-06-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推动中国企业迅速崛起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是,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企业所处的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增强了人民币的稳定,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也具体反映在不少中国企业尝试进行的跨境收购上。因此,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起,尤其是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享有一个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助力中国企业崛起的有利外部环境

推动中国企业迅速崛起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是,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企业所处的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全球化的推进和贸易自由化为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实现迅速崛起创造了绝佳的机遇。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以外,出口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稳定的增长引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贸易按美元计价的年均增长达到了14.5%,远超同期年均9.4%的GDP增长速度。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也在较长一段时间维持在30%以上。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利用全球庞大市场带来的机会,大规模生产和产业的崛起在中国成为可能。中国制造业快速扩张,涵盖诸多领域的制造业集群不断涌现。可以说,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是全球贸易自由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关税,中国的出口总额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也大幅提升。贸易自由化和加入世贸组织也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的进口关税,导致外国资本和商品涌入中国市场,给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带来了压力。为此,中国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产品服务升级以及与国际优秀企业合作等办法来积极应对。这些不仅增强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极大地扩张了它们的地域规模和业务范围

在强劲出口的推动下,中国的外汇储备节节攀升,一度超过4万亿美元。近两年,虽然外汇储备略有下滑,但也有3万亿美元之巨。庞大的外汇储备带来了显著的效果。一方面增强了人民币的稳定,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也具体反映在不少中国企业尝试进行的跨境收购上。2011年吉利汽车成功赢得竞标,完成对沃尔沃(Volvo)的收购。收购前吉利的总营业收入仅为400亿元人民币,而收购后的合并财务报表显示,吉利的营业收入飙升至1500亿元人民币,于2012年成功跻身《财富》全球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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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进口(IT)和出口关税(OT)(行业平均

注:纵轴里的数字是百分比。上面的曲线代表进口关税,下面的曲线代表中国企业面临的出口关税。

来源:Cai,Liu,and Yu,2013.(www.daowen.com)

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影响集中反映在2001年中国“入世”前后中国企业进、出口关税税率的变化上。在我与北京大学的同事共同完成的一篇研究论文中[6],我们测算了中国1997—2008年每一个由三位数代码来界定的行业的年平均进出口关税税率。具体而言,我们先根据行业中各项产品的进出口关税税率和进出口量计算出每个行业的加权平均进出口关税税率,然后再算出每一年所有被统计行业的平均值。我们发现,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外国企业向中国出口时需要缴纳的关税)税率从1997年的17%降低至2008年的8%(见图1.2)。同样,中国的平均出口关税税率自2001年以来也出现下降,也就是说平均而言,外国各国政府也下调了针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

值得一提的是,关税税率只是反映国际贸易难易程度的其中一个指标,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因素也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但总的来说,关税税率和非关税壁垒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起,尤其是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享有一个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企业突破了旧体制的重重包围与束缚,成为全球市场上有力的竞争者。比如,华为2017年在职的非中国籍员工达到了3.2万名之多,占全球员工总数的20%,海外市场对华为总营业收入的贡献达到50%。[7]

《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的亚洲记者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在他的畅销书《亚洲做对了什么?》(HowAsiaWorks?)中阐述了国际贸易在亚洲大型企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发现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几个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都是从制造业开始的,并给出了两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制造业主要依靠机器和设备,而服务业的提升依靠的是高技能的人力资本和管理技能。所以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通过发展制造业,亚洲经济体能够克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的缺陷。对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相较于制造业,依靠人力资本的服务业的发展则要困难得多。

第二,乔·史塔威尔也指出,制造业对于亚洲经济体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的根本原因在于,推动制造业的国际贸易要比推动服务业的国际贸易容易得多。在国际贸易中,服务业的开放意味着人员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尤其是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流动。即使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最忠实的拥护者也会觉得人员的跨国自由流动多少还是令人担忧。当然,乔·史塔威尔没有特别强调的一个原因也至关重要。处于工业化过程早期甚至刚刚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服务贸易方面并没有比较优势,甚至处于劣势。2017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货物贸易顺差超过三千亿美元(注:美方数字),但是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是明显的顺差。

通过制造业,亚洲的企业迅速进入国际市场,并从价值链的底端开始逐渐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亚洲企业扩大了自己的规模,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最终成为本行业的“巨无霸”。索尼(Sony)、现代(Hyundai)、三星(Samsung)和HTC都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起来的。很多中国企业在过去40年的成长故事也大致如此。可以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出口导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企业看似不可思议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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