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投资拉动式的增长模式以外，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也有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迅速实现规模上的突破。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农村。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对农村地区的管制大为放松，农民开始享有一定的利益分享自由。与此同时，因为国家的重视，农村信用事业得以发展，稀缺的金融资源也开始向农村地区倾斜。其结果就是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数亿人脱离了贫困。当时政府鼓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居民或城市居民成立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借此将贫穷的农民转化成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人，这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9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另一个分水岭。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再度加速。1997年中共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国有企业的重组大规模启动，民营经济也开始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意义很大，因为它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4年开始，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关的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比如分税制改革、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外汇体制和汇率的并轨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等。

进入新千年之后，中国政府陆续出台的一系列关于企业改革的政策、法规，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政策向国有板块的倾斜均有利于企业在规模上迅速实现突破。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同时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200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2006年12月，国资委首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具体行业和领域。根据部署，到2008年扭亏无望的国企基本退出，到2010年中央企业调整重组至80户到100户，其中30户至50户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显然，这一系列政策举措都有利于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来迅速实现规模上的扩张。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所考虑的侧重点逐渐由村镇转向城市，由私营经济转向国有经济。美国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MIT）的管理学教授黄亚生（Yasheng Huang）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地区转向城市，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于农村，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政策和金融资源配置对农村地区（rural area）最宽松的时候，其结果是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乡镇企业和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个体涌现。政府当时鼓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或城市居民成立充满活力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直接面对市场竞争；同时政府也在金融方面给予了乡镇经济大量的融资支持。这些变化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农村劳动生产率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难以计数的中小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整整一批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

黄亚生同时提供了详细的证据来说明中国政府的改革思路和采纳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逆转。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政策和金融支持的重心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为了更好地推动城市和国有企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增加赋予农村地区的优惠政策和宽松环境被收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向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集中。于是，一个更有活力的自下向上、市场主导的经济慢慢被自上向下、政府主导的经济所取代。在政府主导的经济里，更易出现规模巨大的大企业，而代价则是乡镇和私营经济发展的减速。(www.daowen.com)

用严格的实证证据去验证黄亚生的假设并不容易。但是，中国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在规模上实现突破；与此同时，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绝大部分企业是国有企业。这些事实与黄亚生的假设是吻合的。

与国家具有倾向性的政策相配合，地方政府和央企也把做大做强作为重要的业绩指标来追求。中国的地方政府普遍具有增长主义倾向，因为GDP是考核地方政府业绩的重要指标。投资、做大规模是推动地方GDP成长的有效手段。仅以钢铁行业为例，2009年9月，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与日照钢铁有限公司签署重组合作协议。这一由亏损的国企向盈利的民企发起的收购，虽被当事人描绘为重组而非收购，但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抛开对这起“重组”的种种争议，山钢对日钢的重组，使得山东省的钢铁行业获得巨大突破。山东钢铁集团是2008年3月由济钢与莱钢合并而成的一家企业，总资产850亿元，产能超过3000万吨。这次与日钢重组之后，产能将达到4000万吨，再加上山钢在建的日照精钢生产基地也有1000万吨产能，其总产能将达5000万吨之多。一个规模巨大的钢铁集团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诞生了。

2010年5月，中国国资委同意鞍钢集团与攀钢集团这两家央企联合重组。联合重组后，将新设立鞍钢集团公司，并将全资拥有鞍钢集团及攀钢集团。根据公开资料，按照2009年的产量计算，鞍钢集团与攀钢、东北特钢联合重组后产能将达5422万吨；同时，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重组后的产能将达4930万吨；武钢整合柳钢以及扩建防城港沿海钢铁精品基地后产能将达4034万吨；河北钢铁产能已达4024万吨，加上我在上文提到的山东钢铁集团，一大批中国钢铁企业在产能上迅速跻身世界一流行列。2014年，在中国营业收入最高的500家企业中，钢铁企业占了58家；在中国制造业500强中，钢铁企业的数量高达80家。

类似钢铁行业里这些由政府主导的“重组”或“合并”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并不鲜见，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大量的规模、产能巨大的企业集团的涌现。我在这里想提醒读者注意，这些规模产能巨大的企业集团其实并不一定创造利润。根据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年报，在A股市场十大亏损大户中，钢铁企业占据了5家。其中，鞍钢2012年亏损41.57亿元，最终被ST；马鞍山钢铁亏损38.63亿元；山东钢铁亏损38.36亿元；安阳钢铁亏损34.98亿元；华菱钢铁亏损32.54亿元。大企业并不一定能够盈利，大不等于伟大！

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热捧的一个突出后果就是，在部分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2012年年底，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按照惯例，当一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5%时，该行业即可被视为产能过剩行业。

在2012年后开启的“去产能”过程中，大规模的横向并购或是横向资产重组更是变为化解过剩产能最有效的手段。以钢铁行业为例，由于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大量的GDP驱动的钢铁行业投资，中国前十大钢铁企业的行业集中度由2010年的49%下降到2016年的34%。极低的行业集中度为通过并购和资产重组化解过剩产能提供了合理逻辑。可以预期，未来若干年跨地区、跨所有制、甚至跨行业的大型并购会频频出现，中国还将涌现一批超大型的钢铁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