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中国东海杭州湾、遥望钱塘两岸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是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之一。这座全长36公里的大桥于2008年5月正式开放通车，将宁波至上海的陆路距离从400公里缩短至180公里，车程从4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杭州湾跨海大桥按双向六车道设计，以钢箱梁斜拉固定，项目总成本高达118亿元人民币，其中一部分资金（近60%）由国有银行和地方银行共同提供贷款融资，而其余部分则由宁波市当地的几家民营企业出资。不论按什么标准，杭州湾跨海大桥都算得上造价高昂，但它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

在过去40年，中国类似杭州湾跨海大桥这样的投资项目不在少数。访问过中国的外国游客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往往就是在广阔的建筑工地上一座座高耸的起重机械。举例来说，目前中国每年生产8亿吨粗钢（占全球总供应量的50%）、24亿吨水泥（占全球总产量的近60%）、最高时高达37亿吨煤（中国煤炭的消耗量跟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相当）、2700多万辆汽车（占全球总供应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每年申请的行业专利数量也高达62，000件（是美国的1.5倍）。

中国也在诸多领域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制造商，包括船舶、高速列车、机器人、隧道、桥梁、高速公路、电力、化纤、机床、手机、电脑、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衣物、鞋类、玩具、化肥、粮食、猪肉、鱼类、蛋类、棉花、铜、铝、书籍、杂志、电视节目等。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居全球之首。全球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和将近50%的工业产品都产自中国。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们每两周开发的房地产面积就相当于罗马整个城市的面积。

大量的学术研究试图解释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其中普遍提到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最可靠的支柱。过去40年按固定资本形成来衡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40%以上，而近几年更是经常高达50%。比较而言，1970—2016年间，印度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4%，而大部分东亚经济体，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内，这个比重也不超过30%。投资拉动式的增长模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

回顾过去，投资拉动式的增长模式是中国很自然的选择。中国的储蓄率一直以来居高不下，欠发达的金融体系又能较为容易地将储蓄引导至投资领域，形成高投资率^[4]。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中央政府把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事务上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在这样的体制下，省级政府官员和市级政府官员的考核以及晋升评估标准主要是依据当地GDP增长率和税收等可衡量的客观指标。为了赢得“政绩竞赛”，地方政府官员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建筑、重工业及化工等项目上的投资。

长期依赖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的经济体对能源、资金和大宗商品等生产要素的需求极为旺盛。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煤炭和石油的消费国。通过开采资源销往中国，澳大利亚和安哥拉等国也迎来了蓬勃的经济发展。此外，尽管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按M2衡量）按绝对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其占GDP的比例更是远远超过美国水平，到了200%以上的水平。另外，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也已经占到GDP的1.6倍。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由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对要素的需求非常强烈，这当然也为要素领域的企业扩张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的名单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在表1.1中给出了中国2017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名单。仔细研读表1.1，有两个重要发现：其一，中国大企业主要集中在银行、能源、电力、钢铁、铁路、电信、建筑材料、金属产品和汽车等行业，这种行业分布情况显然与中国经济成长靠投资拉动这一特性密切相关；其二，仔细观察这些企业名字的头两个字，基本上是以“中国”或地方名开头。事实上，这里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央企或地方国企。2017年进入全球500强的109家中国企业中，国企超过85家，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只有20来家。20来家民营企业中除华为、江苏沙钢、中国平安、吉利汽车和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等，大多是最近一两年才进榜。例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互联网企业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2017年才进入全球500强榜单的。虽然股票市值长期保持在两万亿元以上，但这两家企业的营业收入在2016年才突破一千四百亿元。^[5]进入500强的企业大部分是国企，这一方面反映了国企在中国经济的上游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成长模式使得被国有资本垄断的上游领域更容易出现规模巨大的企业。

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这一特性也体现在中国仍然年轻的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结构上。在反映中国股市综合表现的沪深300指数中，来自金融、能源和原材料板块的企业占到了市值总额的60%以上；而在标普500指数（Standard&Poor 500）中，来自以上三个板块的企业只占市值总额的30%。美国股市按市值计算最大的三个行业分别为信息技术、医疗和消费品，合计占市值总额的50%以上，而这三个行业在中国股市市值总额的占比仅有23%。中国股市的这种结构特点也符合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表1.2分别列示了美国股票市场和中国A股市场按2017年年底市值来计算的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差别。首先，就行业分布而言，美国的大市值企业行业分布更加多元。美国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中的前5家都来自信息科技行业；强生（Johnson &Johnson）来自消费品行业；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来自能源行业；通用电气（GE）有多种业务组合，但更像一家工业企业；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则来自金融行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A股市场上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中有7家是商业银行或保险公司，有2家——中石油和中石化——则来自能源行业，茅台属消费品行业。其次，中国A股市场上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有9家来自要素领域，甚至，如果把茅台酒在中国商场文化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考虑进来，那么茅台酒也可算成是一种生产要素！依靠投资拉动并且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从本质上讲对要素有着巨大的需求，也因此促进了要素领域大企业的出现。(www.daowen.com)

表1.2 美国股票市场和中国A股市场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2017.12.29）

注：由于阿里巴巴和腾讯分别在美国纽交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故未列其中。

来源：万得数据库；作者计算。

我们再以中国的银行业为例说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体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适度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有利于经济发展。通过金融抑制，国家能够把稀缺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这有助于该行业发展并迅速形成产业资本。为了实施金融抑制政策，政府会有意限制金融体系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政府就通过适度实施金融抑制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金融领域被国家严格控制，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利率的管制和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严格限制。

为了应对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减速下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中国的金融资产也因此而大幅增长。目前，中国按M2衡量的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GDP的200%。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企业部门的总负债已经增长至GDP的160%，而美国企业部门的总负债一直只是在GDP的70%左右徘徊。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从2005年的5.6%大幅上升至2017年的8%，已经超过美国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中国的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国家垄断的银行体系中，存贷款利差也受到控制。金融资产的激增自然会导致银行业的快速膨胀，大企业自然容易在这样的行业中出现。

中国的油气行业也属类似情况。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极为强劲。201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这三家大央企控制了中国的能源部门，营业收入持续大幅上涨。在2017年《财富》全球500强的排行榜上，中石化和中石油双双跻身全球前5强，营业收入均超过2600亿美元。

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对能源、资本和大宗商品等要素的需求，再加上国家对要素市场的控制，其结果就是在银行、能源以及原材料领域出现了大量国有巨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