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地财政的支持当然不是唯一的照顾下级利益的方式和手段。除此之外，扩大政府公共部门的编制和就业岗位也是一个潜在的手段。事实上，扩大公共部门规模以增加在这一部门的就业是世界各国政治精英争取社会支持的常用手段（Robinson and Vider，2013；Ang，2015）。考虑到我国体制内岗位的各种福利和待遇，扩大体制内就业也是一个可以考虑向下利益诉求的政策工具。因此，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如果本章假说所提出的政治激励机制存在的话，会不会也通过这一渠道表现出来？

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和激励机制有关，也和决策者对各种政策工具的掌控能力（或使用成本）有关。事实上，前面所有的论述和分析，默认的前提是省政府对辖区内土地财政具有足够的控制力且不需要为此付出多少直接成本。但即使是省政府，对扩大本省体制内的编制规模这一问题并没有多少自由裁量权，因为现行制度下只有中央政府对此有最终的决定权。换言之，和表态支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相比，扩大体制内编制和就业水平对政策自由裁量权（需要和中央有关部门谈判）和资源（直接消耗财政收入）的要求更高，因而使用这一政策工具的难度和成本也应该更高。从供给的角度看，后者对决策者的吸引力会相对较低，而一个分散的省政治资源集中程度并不利于为地方争取到更多的体制内编制和就业。(www.daowen.com)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一点，我们以各省省内每万人中财政供养人口数量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表5.5的列4给出了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此时PPC系数变为负且不再显著。这再次支持了本章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