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PPC所度量的是省委常委中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相对于其他同僚而言的政治资源集中程度。自然地，我们会考虑PPC的效应是否来自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个人特征，而并非反映省领导层对地方土地财政的集体偏好。举例来说，如果是个人因素在起作用，那么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是否会对地方的土地财政有所影响？如果是竞争因素居多，则可能促使他们对地方土地财政“开绿灯”以获得地方官员的支持。为此，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PPS-PG Margin｜）来衡量这一潜在的竞争关系，其定义为省委常委成员中与省委书记（PPS）关联人数比例与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PG）关联人数的比例之差的绝对值。在存在竞争关系的假设下，｜PPS-PG Margin｜取值越大，代表其中一方相对于另一方更有优势。

我们还引入了其他一些变量来进一步刻画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个人政治特征，这些变量也可能会影响地方官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偏好（Persson and Zhuravskaya，2016），包括：省委书记或省委副书记兼省长是否有本地背景的哑变量（若是则取值1，否则取值0），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成长背景对政策偏好的影响；省委书记或省委副书记兼省长是否为中央候补委员（CC）的哑变量（若是则取值1，否则取值0）；省委书记或省长是否是中央委员的哑变量（若是则取值1，否则取值0）；省委书记是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哑变量^[16]（若是则取值1，否则取值0）。这些变量可以捕捉通过政治制度规定的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政治地位以及他们和国家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对政策偏好的影响。

表5.3给出了相关结果。列1和列2分别包括｜PPS-PG Margin｜与其他政治身份变量，列3同时了包括所有这些变量。结果表明：第一，｜PPS-PG Margin｜的系数并不显著^[17]。第二，省委书记的个人身份特征回归系数均不显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是否为本地提升回归系数也不显著。但若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为中央候补委员，则对实施土地财政有负面影响，若其为中央委员则没有明显的效应。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身份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政治激励更强（Shih and Liu，2013），因而其在土地财政方面持谨慎态度以避免其政治生涯被这种政策的负面效应所影响，如土地财政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和环境问题。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对这些结果进行更完整的解释，但它们确实表明与省委常委整体的政治资源集中程度相比，省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个人特征对地方土地财政实施程度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突出。

表5.3　控制PPS-PG的竞争关系与个人政治身份(www.daowen.com)

（续表）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p＜0.1，**p＜0.05，***p＜0.01，单尾检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