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的分析表明，土地财政的关键特征是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和提高商业与居住用地价格来操纵土地市场（汪晖、陶然，2013；Su and Tao，2017；Zhang，Fan，and Mo，2017）。因此，这里采用2003—2012年一省加总的商业和居住用地单位面积的招拍挂平均价格（万元／公顷）与加总的工业用地单位面积的出让价格的比值（CRI）来代理省内地方政府执行土地财政的平均程度（local land finance）。如果CRI的值越大，则代表一省实行土地财政政策的程度越深（图5.1）。

图5.1显示，在样本期所有的年份，各省CRI中位数的值都超过1，表明商住用地价格大于工业用地价格。其中，2011年为最小值，也是1.98，最高值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为4.81和4.99。同时，CRI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下降趋势，这说明低价出让工业用地虽然仍然是土地财政的基本路线，但其相对（商住用地）价格的确是在攀升的，反映出随着经济增长，土地的稀缺性不断凸显，工业用地价格也水涨船高不断上升的趋势。

图5.1　2003—2012年各省CRI的中位数(www.daowen.com)

注：CRI是在一个省加总的商业和居住用地单位面积的招拍挂平均价格（万元／公顷）与加总的工业用地单位面积的出让价格的比值。
资料来源：历年《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土地财政主要在东部沿海省份等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更普遍。但我们的计算表明，中西部省份实际上实行土地财政的热情也非常高。例如，2003年CRI最高的省份是青海，其数值高达17.7，紧随其后的是浙江（10.1）和宁夏（7.59）。2012年最高的是北京（12.54），接下来是青海（11.26）和西藏（5.99）。这一方面的确说明中西部省份制造业不发达，导致工业用地价格偏低，同时也说明中西部地区对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是非常严重的。

这些初步结果，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使用学者通常以土地财政相关收入占预算内比例这样的指标来衡量土地财政实施程度。主要原因是后者其实只是地方政府扭曲CRI的一个结果，另外，正如这里的初步统计结果所显示的那样，中西部地区同样会用土地财政策略来获益，但这个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财政收入本身反映出来，因为中西部地区即使招商引资，其效果也会比较有限，大量的土地财政利益并不会直接从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