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针对制度不完善条件下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已经有很多研究者从政治精英激励机制出发进行了分析。在这方面，奥尔森及其合作者（McGuire and Olson，1996；Olson，1993，2000）指出，如果最高统治者在位时间足够长，那么就有充分的原因从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经济，以最大化未来的税收收入。这意味着具有长远眼光的统治者会通过提供良好的治理（governance）、制度和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即使是非选举条件下产生的政治精英，他们也会像“坐寇”（stationary bandit）一样，最大化自身权力在长期内的回报，为此需要通过向民众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方式来制造经济增长获得收入和现金流。根据这一“坐寇”理论或“经济上仁慈的独裁者”（economically benevolent dictator）假说，从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此类统治者可以杜绝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保证实施那些符合更广泛社会利益的经济政策，而据说此类政策在民主政体下反而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不被采用（Boix，2003；Przeworski et al.，2000）。同样地，这一逻辑指出统治者会通过一定的机制来选贤与能，任用和提拔那些真才实干者执掌国家公器，来推行合适的经济政策，并根据其政绩进行奖惩（Edin，2003；Li and Zhou，2005；Xu，2011）。统治者甚至会模仿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来大力进行制度建设，包括采取议会、选举、多党制、联邦主义、执政党的干部科层等级制及其领导层的中央委员会等各种形式。这些制度的存在，不仅意味着制度的包容性更强（Gandhi and Przeworski，2006），而且这些制度一旦建立就对统治精英的权力构成了限制，对其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使得统治者不能随意侵犯投资者的产权安全，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Gandhi，2008；Wright，2008）。

除了坐寇理论外，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代表性。这种观点指出，如果施政者的政策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增加收入等，就会大大提高其社会上的政治支持率（即民众支持率），从而其政策制定和选择也就具有了相当强的增长激励。不过，虽然这种观点从其自身逻辑上讲问题不大，但其解释力并不强。这种观点想当然地把社会公众的政治支持程度看成是对政治精英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认为前者会对后者的政治生涯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无论是直觉还是经验现实都与之相差甚远。事实上，在非选举体制下，政治精英的权力和来自社会的支持关系并不直接。数据也显示出这一点，即在非民主体制下，政治精英的政治生存更多取决于政治精英内部的内在冲突，而不是社会支持程度的高低。例如，近年来的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西方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大多数是以除自然原因和按宪法规定的方式以外的非正常方式（占有效观测样本80%）下台的。在这80%的样本中，只有11%是由于民众的抗议或革命导致的，其他都是因为精英内部的争斗（包括暗杀、政变等方式）所导致（Svolik，2012）。同时，在社会需求和偏好无法进行显示以及社会公众很难对政治精英进行问责的情况下，所谓绩效合法性也无从验证。这样一来，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的各种假说其合理性是受到质疑的。

即使是坐寇理论及其衍生的各种理论和假说也受到了很多质疑。很多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坐寇并不存在。这是因为，在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缺乏选举制度的环境下，政治精英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现有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例如，不存在一个具有可信赖的第三方来保证现有的权力安排不受其他力量的挑战，尤其是通过暴力而不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寻求改变），而是取决于不同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换言之，即使掌权很久的政治精英（或其代表的统治集团），也无法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挑战。也就是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坐寇（Haber，2006）。因此，如何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力或政治生存是所有政治精英的首要目的，而不是推进经济发展或获得最大化收入流，后者充其量只是政治精英在保证政治生存的前提下所欲达到的众多目标中的一个，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取决于其他社会经济条件。(www.daowen.com)

在政治生存成为政治精英优先目标的情况下，各种依赖于坐寇假设的理论分析均会受到冲击。首先，那些认为政治精英会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建设来鼓励经济增长的分析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只是用来保证政治生存的手段之一，甚至可能还算不上是最重要的手段。并且，政治精英完全有可能为了保证自己的政治生存，在一定的条件下更优先考虑非经济的目标而不是经济增长，即可以为了保证政治利益而放弃或部分放弃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这和对绩效合法性观点的质疑实际上是一致的。

另外，在政治精英是坐寇的假设下，政治精英会主动接受正式制度的约束以吸引投资者，即正式制度一经建立，就具有可置信（credible）的效力和约束力。但针对坐寇假设的质疑会同样动摇这个假设在现实中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在现实中可能完全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有约束力的第三方机构对现实政治博弈进行仲裁，同时参与政治博弈的各方也完全有可能诉诸正式制度以外的渠道来解决分歧和争端，因此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违背制度的规定做出机会主义的行为，通过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Svolik，2012）。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正式制度表现出了一定的约束力，也仅仅反映了制度背后的参与各方实力的均衡，即任何一方对现有制度的遵守都是因为违反这一制度就会受到其他参与方的反击和强力制裁（Svolik，2012；Boix and Svolik，2013）。同样的逻辑会进一步指向内生性问题，即正式制度约束下所形成的结果也不能仅仅归结为制度的作用，而是形成这些制度背后的政治力量的博弈，尤其是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所形成的势力均衡情况（power balance）。一旦有一方的实力相对占优，那么这一实力占优方本身就不会接受制度的约束，而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去侵害其他各方的利益，而后者则无法对其进行反击或制裁（Svolik，2012；Greitens，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