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是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结果，其制定的逻辑一直是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焦点。无疑，在经济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都在起作用。例如，从制度选择和变迁的角度来看，在制度所提供的服务一定的条件下，实现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会成为最终的选择，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制度会被其他满足这些条件的制度所取代（North and Thomas，1973；林毅夫，1992）。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政策的选择。但这种观点一般更多地考虑制度或政策的经济效率，很少考虑在实际中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经济意义上的效率，而且要考虑到因为政策的分配效应，各个利益相关方会根据自己的集体行动能力和最佳策略进行博弈，从而影响最终政策选择及其效果。

但在这方面，第一章所介绍的发展型国家文献却缺少一个逻辑一致、令人信服的解释。如第一章所介绍的那样，此类文献虽然观察到了发展型国家的一些典型特征，但更多的是对现象的归纳性描述而不是对其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例如，此类文献强调职业化和具有独立嵌入性的官僚阶层的重要性，尤其是技术官僚（technocrat）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在政策制定上具有专业知识，也知道如何才能实施这些政策。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其成员均按照严格的程序筛选，其行为具有可预测性，重视自身职业的长远发展，因此该阶层不会受到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能够独立地制定并实施那些会有利于社会整体的政策。一些经验研究的确也发现一个国家是否有“好”的经济政策是和该国是否拥有良好的技术官僚联系在一起的（Williamson，1994）。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技术官僚，国家机构的独立性无法得到保证，裙带主义盛行，因而无法保证进行经济改革或实施好的经济政策（Harberger，1993；Williamson，1994）。但显然，这没有说明这些“好”的官僚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不同的官僚会有不同的激励和行为。正如姚洋（2013）所批评的那样，此类文献预设会有“好”的官僚，然后再得到他们如何制定“好”的政策的结论，这在逻辑上是循环论证。发展型国家文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大多数文献主要是从历史遗产中寻找答案（Haggard，2018）。问题在于，历史最多只是提供过去和现实具有相关关系的线索和现象，它本身不带来因果关系的解释，并且历史遗产自身也是有待被解释的对象（Liu Yaling，1992；章奇、刘明兴，2016）。

除了第一章所介绍的发展型国家文献之外，有很多理论假说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但最普遍的分析范式是在政策制定者（政治精英）服从理性和自利的假设基础上，讨论其激励机制和政策选择。一个因素就是制度环境，尤其是选举制度和政体的影响。例如，是多数占优选举制（majoritarian）还是比例选举制（proportional），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等。一方面，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政治竞争程度和选票来源等渠道，决定了政治精英会如何去通过政策满足选民的偏好，从而获得选举或连任。例如，是通过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使得资源向那些摇摆选民（swing voters）倾斜，还是向自己的忠诚选民（loyal voters）倾斜。另一方面，它们也影响了选民对政治精英的监督和约束，例如，是更偏向有能力的政客还是具有更好行为特征的政客。同时，这些因素也会影响政客对政策的操纵空间，例如，是否可以通过政策来获取私利等（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

除了这些正式制度之外，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奥尔森（Olson，1965，1982）很早就注意到了制度和政策选择的分配效应，即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在不同的社会团体和阶层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因此，究竟哪种政策会得到采纳和实施，取决于政策对不同社会力量和利益集团的影响以及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前者影响其对政策的偏好，后者影响政策的可行性。例如，如果某项政策的成本十分集中而改革的收益则由很多人共同获得，则和那些受益者相比，政策的受损者更有动力发起集体行动向决策者施加压力，从而导致政策即使有效率却无法得到采纳和实施。同样的逻辑，具有强大集体行动能力的利益集团会努力进行游说或施加压力，使得政府制定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www.daowen.com)

这种基于利益集团和集体行动能力的研究除了被广泛应用于对制度和政策的分析外，还广泛应用于对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例如，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往往是会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但即使从人数上来看改革的受益者更占优势，改革的受损者的集体行动却会更有效率，从而能够成功地阻止改革进一步发展下去（Haggard and Kaufman，1995）。针对传统利益集团模型的分析，Hellman（1998）在一项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研究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指出在一定条件下，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更可能来自那些从先前的改革中已经得到好处的团体或阶层。其基本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新的经济扭曲，这会增加那些改革受益者的寻租机会。通过发起集体行动，这些先前的获益者会阻止改革进一步贯彻下去，从而继续保留这些市场扭曲，以不断地从中渔利，这样就造成了局部性改革的现象。

上述分析更多关注的是制度比较完善，尤其是选举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但对那些缺乏正式和广泛选举的国家经济政策的分析还比较欠缺。由于后者不存在一个完善的选举机制来反映社会偏好和力量对比，因此，政策制定者在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下，通过何种方式对不同的利益偏好予以权衡并通过政策反映出来，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同时，虽然利益集团是所有现代社会都多少存在的现象，但在制度和社会发展都不完善的条件下，社会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力也可能会比文献中所强调的要虚弱很多（Hoff and Stiglitz，2004）。这是因为和普通的社会性利益集团相比，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自身反而有可能就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例如，Van de Walle（2001）指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夸大利益集团的作用。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和拉丁美洲国家相比，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其政治体制如何，动员或组织社会利益集团（包括农民协会、商业组织或工会等）的能力均较低。当政府决定实施某项政策时，这些社会集团阻止这项政策的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Van de Walle（2001）同时指出，在非洲国家的经济改革中，正是那些国家的上层精英（包括顶层技术官僚）构成了进一步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即使对发展型国家而言，虽然一般强调其政府具有嵌入自主性，但实际上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中国，由于政府的强大社会控制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可以认为社会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要比其他发展型国家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