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社会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一切都成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王岳川，1992：289）。“商品化的逻辑浸渍到人们的思维，也弥散到文化的逻辑中去”（王岳川，1992：232）。正如佟立（2003：435）所说，“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客体的人造文化，都打上了商品的烙印。”而且，“人们普遍按照商品的逻辑来处理、运用语言”（纪卫宁，2010）。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商品化的文化思维也影响到了后现代语境下的言语交际行为。

简单地说，商品化就是什么都可以用于交换，所以，商务语言商品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它的可交换性。在商务领域中，交易各方的利益是多元的、动态的，因而是可以通过交换实现互补的。交易各方寻求利益互补的过程，就是交易各方进行言语互动的过程。Halliday（1985）认为，言语交际行为同样是一种交换行为。向明友（2002）认为，这种交换行为与经济行为中的商品交换相似。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商务领域尤其如此，因为交易各方通过言语交流，一方面可以实现言语的功能：信息功能（表达命题和传递信息）和互动性功能（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另外，商品交换讲求对等，交易的结果不求绝对公平，但也不能显失公平。同样，言语交际注重互相尊重基础上进行‘对话’和‘讨论’，对话的结果是既实现经济利益的合理配置，又为长期的合作铺设情感的桥梁。

不过，众所周知，商务交往带有普遍的功利性，所以，商务语言要求具有经济性的特征。因为，“在后现代的商业领域中，一切商业行为均讲求成本、效率和效益，所以，商务人员必须习惯于一种演绎思维模式，用惯例来说明问题，以尽可能简洁的语言表达思想”（甘长银，2006）。我们可以假定商务语言交际的环境（即语境）就是“市场”，而言语交际的对象（即话语或语句）就是“商品”，而且，我们知道，商品的生产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看市场上需要什么，需要多少，然后才能决定生产。同样，在言语交际中，发话人同样必须考虑交际的语境，在什么样的语境说什么样的话，以及话语投入量多大才能达到最佳交际效果：既让对方感到获得了想要的信息，又恰到好处。也就是说，言语交际也应遵循自己的“供求规则”。(www.daowen.com)

纪卫宁（2010）认为，对话语商品化的考察要从消费文化语境的变化寻求根源，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消费文化形态里，“消费往往不是为了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被制造和刺激出来的欲望。”同样，言语交际的效果有时并不取决于话语意义而在乎话语的得体表达，比如，话语的表达风格（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言语者个人表达风格等）和所使用的修辞手法，以及话语表达的逻辑性和其所蕴含的情感因素等，甚至也包括发话人应对其话语信息真实性应承担责任的无形附加承诺。郑崇选（2006：16）认为，这种消费文化正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世界观，同时也确立了一种新的话语霸权，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必须通过它去完成即便是最简单的表达和交流”。这正如王岳川（1992：289），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中心权力话语时，使边缘话语合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