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活动中，交易各方的价值行为目标和手段有着明显的确定性，每一方都从自身的特殊需求和利益出发来确定自己的价值行为。这样，己方的价值行为的实现往往就是对方价值行为的不实现，反之亦然。但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的理性的价值的取向也在发生变化，他们越来越认识到理性的东西只有与非理性结合才能长久，商务活动中只有寻求建立起双赢的结果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不过，在非理性的语境之下，行为的结果就可能是不确定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就可能出现种种悖谬甚至虚假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从而造成表达和意义的模糊和混乱。

王治河（1998：4）认为，“生活在后现代的人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矛盾之中。一方面，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着变化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们的内心深处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渴望某种牢固和确定的东西，……。”所以，后现代非理性，在很多地方还是一种美丽的借口，实质上还在追求理性的东西。这就必然会使人们在交际中玩弄语言技巧，选用模糊隐晦的情感语言来掩藏自己真实的求利想法。(www.daowen.com)

商业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机会很多但稍纵即逝，很难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每个人都选择自我本位。所以，商务活动严格地遵守效益原则，商务交往带有普遍的功利性。西方现代理性精神就源于这样的商业文化，在这样的理性文化交往语境中，交际者常常隐藏信息，或被不及时提供信息，或提供模糊或不完整信息等，以保护自我利益。但是，技巧使用过多，一味地挤占对方的生存空间，就会明显地失去诚意和诚信，提高商务活动的成本甚至会阻碍交易的达成。所以，后现代文化的核心特征就是抗击这样的理性文化，它要求进行言语交际的同时也须进行道德互动，人性中求利的本能必须接受伦理的约束。而伦理道德本身即是在模糊的环境中运行、感知和实践，充斥着不确定性，这就必然会加剧商务交际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就是语言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