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指1961—1965年。中共中央于1961年6月做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商业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即商业一百条）。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做出《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酒泉专区各县根据中央加强商业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纠正了“大跃进”时期商业工作的失误，使商业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

1962年由于刚刚渡过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工业品的货源偏紧。在供应上除棉布、絮棉必须贯彻统销政策以外，对火柴、针线等继续实行按人（户）凭证定量供应；肥皂、香皂、呢绒、丝绸、搪瓷制品、铝制品、鞋类、热水瓶等商品也继续实行凭证或凭票供应，农村供应紧张的状况尚未缓解，致使日用工业品销售额继续下降，其中：棉布下降20.4%，食盐19.7%，火柴42.8%。除货源不足，也有分配给农村比例不合理的问题，例如：煤油县城凭证不限量，农村每户一月只供应3两（150克）；民用线县城每户一季一把，农村则为6户一季一把；条绒给农村分货很少，甚至有的全留在县城销售。

1963—1965年是贯彻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三年，市场情况全面好转。全区社会商品零售额1963年6288万元，比上年增长2.8%；1964年6456万元，增长2.6%；1965年7345万元，增长13.8%。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物价稳定，货币流通正常。到1965，城乡市场消费品供应除粮、油、棉布等少数商品不足外，其余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都已敞开销售。

1963年后，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发展，商品生产增加，市场供应逐步好转。全区商业销售额增加，供销社系统以日用工业品为主的生产资料零售额增加至2400多万元。从必保的6种商品的供应量与1962年相比，除食盐略有下降，棉布增幅为1%，棉花为5倍、民用线等60.79%，火柴1倍、煤油3.9%。1964年棉纺织品、文化用品、石油煤炭、五金化工和中西药品等商品的供应量，比1963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全区供销社根据省供销社贯彻全国总社会议精神，加强了生产指导和收购工作，对三类物资下达了商品分类排队目录，有计划生产，有计划地收购的31种，以销定购的13种。当年还与手工业生产合作联社、地区商业局联合通知，将火炉、烟筒等取暖用品划归供销社统一经营，安排市场。1964年8月，根据省供销社编制的《经营商品分级管理》，由各县（市）供销社管理，基层供销合作社经营的有火锅、炒勺、饭勺、马勺、漏勺、铁木水桶、风箱、案板、蒸笼、锅盖、竹木筷子、火炉、烟筒等199种。虽是分级管理经营，县（市）和基层社不足的品种，可向省社驻酒泉二级采购站进货，如铁锅、草帽、床板、毛线口袋、麻袋等。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日用杂品的经营管理。

1965年以农村30种主要日用工业品的销售量与1964年相比：增长50%以上的有棉布、卷烟、针织品等8种，增长30%至50%的有热水瓶、闹钟等12种，增长10%至30%的有民用线、棉花、纸张等10种。全区日用杂品生产、供应有了明显好转，许多地产地销的产品恢复了生产，加之省内外商流渠道逐步疏通，日用杂品的经营品种达到3058种，购销同步增长。从1962年至1965年，供应的铁锅17万口，达到户均2口之多，陶瓷饭碗185.6万个，达到人均4.96个。锅、碗供应紧张状况已明显地得到缓解。

这一时期，为恢复商业购销两旺的局面，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一）恢复商业、供销、外贸分设体制，加强企业管理

1961年上半年，根据省政府决定，省商业厅、供销社、外贸局恢复原体制，重新单设，酒泉地、县也先后全部分开。同时恢复各专业公司，下放的二级站等省属企业，仍归省公司直接领导。1962年，省供销社成立日杂品经营管理局，在其指导组织下，全区各县供销社根据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安排供应原则，大力、扶持地方轻、手工业生产，多方组织货源，安排城乡市场，日用杂品的供应情况开始好转。1963年3月后，各县市百货、医药、煤建、食品等4个公司由酒泉地区商业局收回管理。下放酒泉县管理的百货公司、食品公司、医药公司、煤建公司由酒泉地区商业局收回管理。同年，酒泉专区设立百货、食品两个分公司，接收省管的石油、煤建两个公司。在玉门、金塔、安西、敦煌4个县（市）建立百货公司、食品公司，肃北、阿克塞建立民族贸易公司。自上而下建立了计划、财务等各种管理制度，重新理顺了行业管理体制。围绕降低商品流通费用和提高服务质量，开展了改善经营管理活动。各级商业干部职工，从反浪费入手，查漏洞、找差距、制定整改方案，千方百计减少流转环节，调整货流路线，降低商品损耗，减少食品、蔬菜、煤炭等经营性亏损。1964年，通过继续开展改善经济管理活动，全区商业系统商品流转费用较上年有所降低。这一年，根据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原则，采取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办法，全面调整了商品供应区划。食醋、酱油、糕点、糖果、肉食加工企业开始建立商办企业。全区开设11个集贸市场，国营商业职工发展到2992人。私营商贩由1962年的795户1171人减少到1964年的327户327人。农村供销社不断发展，全区5个农业县市除金塔外，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均设立供销社，经营人员不断增加，商业经济形势开始好转。1963年，全区社会购买力6874万元，商品可供量1.2亿元。供应商品品种由上年的300多种增加到400多种。凭票供应的品种由40多种减少到10多种。日用工业品生产逐渐增加，原来政企不分的百货公司、综合商店、购销站等恢复专业公司名称，百货经营开始好转。1964年执行“面向基层、为基层服务”的经营方针，商业系统组织工业品下乡销售，市场情况好转。百货商品库存逐渐增加，品种增多，供应较充足。

（二）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

恢复了“大跃进”时期被关闭的农贸市场。减少派购商品品种，实行奖售、换购政策，以饲料、粮、棉布进行奖售，促进农副产品收购。统派购的农产品，1959年为67种，1961年减少到24种；合理确定了棉花、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的购留比例。除粮、油、棉只许卖给国家外，其他农副产品，农民完成交售任务后，都可上市自由成交。本着等价交换原则，商业部门从1961年开始，每年都挤出部分城乡都紧缺的棉布、针织品、胶鞋、卷烟、食糖等商品用来奖售、换购农副产品。特别是肉食的供应变化较大，1960年后凭票供应，但因肉源缺，一般市民难以买到。1962年，国家确定部队官兵、高空、高温、井下作业人员、病人、产妇、运动员、外宾和高级知识分子为特供人员，保证供应。1963年家畜饲养增多，肉品市场购销趋旺，到1964年，议价肉上市，肉食供应量增加。1965年，在收购旺季降价卖肉，鼓励消费。与此同时，许多工业品由畅销变平销、滞销。商业部门库存商品与市场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明显暴露出来。市场发生这种变化后，全区商业部门大力组织推销，销往农村的工业品比重增加。(www.daowen.com)

为了支持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强了工业品收购工作。1962年，铁锅销售4.5万口；陶瓷饭碗销售44.5万个。但省内不产或产需缺口大的品种仍然供应偏紧。1963年提出并执行了凡已生产出来的属于商业包销的商品只要能够使用和销售，全部收购，质量次的按质论价，不能使用的不收购。属于商业选购的产品，积极帮助生产厂打开销路，解决困难。1965年根据商业部提出的“多比少好，质量第一，农村市场，储备观点”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强调发挥商业部门“蓄水池”作用，对于凡是可以长期保管、又是生产和人民生活必需的商品，在切实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都积极组织生产和收购，不受计划限制，超产超购，销售不了的，增加储备。从而密切工商关系，支持了工业生产。

1961—1965年国家重新制订了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对畜产品只规定少数几种实行派购，其余绝大多数产品可以自由购销，并合理规定了购留比例，正确处理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调动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省上调高了主要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要求基层市场收购价与县级市场收购价保持合理的地区差价，促进了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1965年，全区收购绵羊毛、山羊毛、驼毛113万公斤，收购牛、羊皮11.48万张，分别比1961年增长79.87%和40.85%。

（三）统筹兼顾，合理分配商品，安排市场

对关系群众生活重要的商品，实行按人或按户凭票（证）供应，如火柴、肥皂、食糖、卷烟、鞋、香皂等，对职业特殊需要和病员等，安排专项特需供应。继续扩大商品凭票证和定量供应范围，在原有凭票证供应范围的基础上，毛巾、袜子、汗衫、背心、人造棉布单、枕芯、枕套、风雨衣、蚊帐等10多种商品开始凭票供应。对定量配售后尚有一定剩余或不能实行定量的少数短缺商品，如呢绒、绸缎、毛线和茶叶等，按工资一定比例发给职工购货（物）券，实行凭券供应。

1963—1965年，商业系统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商品购销两旺。购进，年平均增长14%；销售，年平均增长6.4%，生活消费品供应缓和。但随着战备工作、“三线”建设的发展和基建投资的扩大，石油、煤炭和五金商品中的部分生产资料供应仍比较紧张。

（四）组织部分高价商品供应，回笼货币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高价商品销售的精神，于1961年先后在专区驻地酒泉城内开展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炒菜的供应。1962年又增加了毛巾、袜子、汗衫背心、棉毛衫裤、床单、衬衣、毛巾被等7种高级针织品以及自行车、钟表、酒和茶叶的高价销售业务。后随市场好转，高价商品品种逐步减少。1963年，高价商品由年初的10种减少到5种，其销售额225万元，较上年下降54.6%。到1965年7月结束高价商品经营。

通过贯彻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发展生产，保证城乡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保持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在农业迅速恢复的基础上，1962年下半年，全区城镇非农业人口恢复了猪肉定量供应。轻工生产也有较快恢复。由于货源增加，市场供应趋向缓和，农村集市贸易价格回落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