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在“超英赶美”“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以钢为纲”、“钢产量翻番”、“以粮为纲”、“粮食产量翻番”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为了实现向高指标的跃进，各地各部门竞相发射高产“卫星”，“高浮夸”导致高征收、高销售，严重挤占了农民的口粮，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造成全局性的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之中。同时，基本建设规模膨胀，战线拉得太长，城镇人口骤然猛增，粮食销量呈直线上升，市场供应也陷入极度紧张。而且在副食品方面，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农副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制约，使市场的副食品供应异常紧张。在生活用品方面，由于受“以钢为纲”的影响，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日常生活用品严重短缺。粮食、商品和各种生活资料的严重缺乏，成为60年代初期最为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

1957年，为积极发展城乡间的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持市场的繁荣与物价的稳定，国营商业逐步扩大，由点到面不断发展，各县国营商业相继成立了百货、花纱布、针织品、文化用品、专卖、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医药、建材、石油、食品、副食杂货、蔬菜、烟酒、糖果、糕点、饮食、畜产、农副等20多个专业公司。仅酒泉县的零售商业网点就由1952年的2个发展到92个，商业职工由1952年的134人增加到1498人，国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达到1650万元，比1952年的504万元增长了2.27倍，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43.64%上升到57.61%。

1958年，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合并。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大幅增加，同时，限制农村集市贸易，城乡自由市场、集市贸易基本关闭。酒泉各县商业经营机构进行升级、撤并，先后将百货、花纱布、针织品、文化用品等经营机构合并为工业品贸易商店，城市绝大部分公私合营企业、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升级过渡，并入国营商业。酒泉县撤销所属的五金、交电、化工原料3个公司，合并为民用器材商店；撤销百货、花纱布、针织品、文化用品四个公司，合并为工业品贸易商店；食品、副食杂货、蔬菜等公司合并为副食杂货购销站。废除统一的会计制度，推行“以单代账”等制度。商贸流通领域形成国营商业单一经营的局面。各县市的文化、纺织品公司也相继并入百货公司。

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农副产品紧缺。为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品供应，商业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全面实行工业品统购统销，扩大农副产品的派购范围。棉布、棉制品、针织品、肥皂、火柴、煤油、肉食、糖、毛衣、碱面、鸡蛋、糕点、香烟、自行车、铝锅、缝纫机等50多种商品实行凭票证供应。这一年，酒泉地区商业网点减少100多个，商业职工减少近千人，分别比1957年下降30%和40%。此后，农业连年歉收，粮食极度缺乏，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百货商品货源不足，日用品脱销断档，纸张、肥皂、香皂、手表、电池、牙膏、床单、毛巾及一些小百货，几乎无货可供。之后，除继续对针、棉织品、火柴、肥皂、毛巾等50多种商品实行凭票证供应外，对非日用品类紧俏商品或凭票或高价限量供应。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一些生产工厂和手工业合作社相继改产、转产或停产，因而导致以后几年日用杂品购销大幅度下降，许多品种脱销断档。到1960年全区铁锅纯销售由1957年的25700口下降到5700口；日用陶瓷由82万件下降到26.7万件；土纸由125.6吨下降到73.9吨，反映到市场供应异常紧张。

1960年9月后开始改革、调整商业。恢复供销合作社，实施农村市场商品购销管理职能：“大跃进”时期升级过渡到国营商业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从归口的国营专业公司划出，恢复糖烟酒、副食、日用百货、蔬菜果品、食堂、理发、旅店、寄售等集体性合作商店，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逐步开放城乡集市贸易；恢复综合商店、购销站原来的专业公司名称及业务。

在供需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人们在市场上买不到所需的商品，只能凭票从供销社购买一些少得可怜的日常所需品。粮票、肉票、糖票、肥皂票、烟票、布票等各种各样的票证，成为人们消费的必要凭证，而且票证可购买的东西也十分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商品的需求。由于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支配权主要掌握在一小部分部门和个人手中。于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社会上便产生了通过各种熟人、种种关系乃至权力，从掌有物资权力的部门从个人手中购买所需物资的行为。这种行为从个人发展到单位。1961年初，由于食品短缺致水肿病普遍发生，一些单位为了改善职工的生活，以缓解水肿病的日趋蔓延，也千方百计地到处找关系，购买主副食品。这种不凭票证，凭借各种非正当渠道购买物资的现象，当时被人们称为商品“走后门”。

这一时期，主要的供应商品情况如下：

糖烟酒副食品供应：1958年组建酒泉食品加工厂，开始生产糖果、糕点、酱油、醋等产品，规模小、产量低，除酱油、食醋可基本满足当地消费外，其他受原料匮乏的制约，大部分副食品货源不足，食糖供应更加趋紧，无法满足市场供应，实行凭票定量供应。从1959年开始，对医院病员，从事高温、高空、井下作业的职工等特需人群在食糖供应给予特殊照顾。1961年，食糖供应量减少，零售价提高，糖果每公斤8元左右，糕点6元左右。(www.daowen.com)

五金、交电、化工产品：1956年，全区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五交化私人经营转入国营，相继成立五金、交电、化工原料等国营专业公司，但经营品种少，销量不大。1960年以后经营品种、范围逐步扩大，主要增加收音机、自行车等。

卷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卷烟主要由私人摊贩经营，国营商业仅酒泉贸易公司有少量批发兼零售。卷烟的品牌主要有牡丹、上海、群英、恒大、飞马、哈德门、大前门、经济牌等。1957年，烟草实行专卖，由国营公司独家批发。1958年大跃进时期，烟草生产受到影响，香烟紧缺。1959年，香烟实行凭票证限量供应。l960年后，货源更紧，城市限量供应，农村香烟销售与农副产品交售挂钩。

酒类：1957年，酒类实行专卖，由国营企业批发。全区每年白酒销量500～1000吨。1960年，酒类实行凭票证供应。1962年6月，酒类与其他商品实行高价供应，至年底恢复平价供应。

肉食：1953年前，市民吃肉均上市自由选购。1954年起，猪、牛、羊肉由国营食品公司统一购销，限量供应，节日适当增加指标，穆斯林民众的牛羊肉指标较汉族多。l960年后，肉源短缺，凭票肉食。1962年，部队官兵、高空、高温、井下作业人员、病人、产妇、运动员、外宾和高级知识分子为特供人员，保证肉食供应。1963年，全区家畜饲养增多，肉品市场购销趋旺，当年收购生猪l634头，活羊2.2万只，牛227头，通过议价和棉服换购生猪1706头，羊2905只，牛116头。专营肉食的商贩全部取消，熟食商贩由225户减少到l22户。市场大肉价格由年初3.9元／斤下降到l.52元，羊肉由年初2.2元／斤下降到l元／斤。

鲜蛋：1960年前，鲜蛋可自由购买。1961年起，实行计划供应。收购旺季时，保证供应军需、特需和保健需求，一般市民凭票购买，一次不超过2公斤。淡季时只保证特需和市民节日供应。

蔬菜果品：20世纪50年代初期，酒泉的蔬菜完全靠当地农民自产上市供应，人民公社时期主要由农村集体生产。品种主要是大白菜、萝卜、洋芋、葫芦、胡萝卜等，由当地供销社组织购销。1956年，各县市成立国营蔬菜商店及合作菜店，统一经营蔬菜。肃北、阿克塞两县因不能生产蔬菜，且交通不便，不能及时调运供应。1958年，国营商业盲目搞蔬菜包购包销，出现供需矛盾，“烂市”和“断档”交替发生。1960年，蔬菜由副食上升到部分代替主食的地位，需求增加，供应紧张。1962年后，机关、厂矿、学校和部队响应政府号召，开荒种菜，社会拥有量大幅度增加，因集市贸易管得过死，国营收购价格不尽合理，部分蔬菜流向外地，供应紧张状况并未缓解，蔬菜商店门前常有顾客排长队争购的现象。

饮食服务业：1953年，西北贸易公司酒泉分公司在酒泉西大街修建了第一个国营贸易食堂，l954年改建一个国营清真食堂。新建的食堂设有雅座，除出售面条、包子、饺子、一般炒菜、应时小吃外，还经营名菜佳肴、小锅小炒、承包酒宴，经营方式与私营饮食业区别不大，饭菜毛利率为30%左右。此后，各县市成立饮食服务公司，开设食堂，肃北、阿克塞由民贸公司开设食堂。1958年，公私合营的大众食堂及餐饮点均升级为国营食堂，开始实行买票用餐，饭菜供应单调。1960年，生活极度困难，粮、菜全面紧缺，公共食堂经常发生顾客饭菜被人抢食现象。1962年后，饮食业经营渐好，摊点增加，饭菜花样增多，面皮、凉粉、馄饨、糊锅等风味小吃相继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