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硬币
硬币有两类，一类是银圆，一类是铜币。
银圆：一是光绪十四年（1889）广东开始铸造的“龙洋”，每枚重7钱2分（旧衡器1斤为16两，1两为10钱，1钱为10分）。此种银圆在酒泉市面上流通不多。二是民国元年（1912）开始铸造的孙中山半身侧面像开国纪念币，背面由麦穗围中央壹圆币值字样，每枚重9钱8分。三是民国3年（1914）铸造的袁世凯头像银币（俗称“袁大头”），每枚重9钱8分。四是由英国铸造足重1两的银圆，正面有大水车轮，轮前立一巨人，此币很少流通，人们称此为洋钱。后来市面上把银圆统称洋钱。五是民国36年（1947）发行的正面铸有蒋介石头像的银圆，此种银圆流通全国市场，但重量只有7钱8分。孙中山头像和袁世凯头像两种银圆除壹圆面额外，还有伍角、贰角、壹角的辅币。另有墨西哥铸造的鹰洋，酒泉市面不多见到。
铜圆：铜圆的正背两面也铸有不同的图样和年号，最远的有道光、咸丰、同治。民国初年铸造的铜圆（北洋政府时期）正面为两面五色旗交叉，五色为红、黄、兰、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上面有民国3年年号。
银圆兑换定额：一块银圆换六吊铜圆（用纸包五十枚两排共一百枚为一吊钱），一吊铜圆换一吊麻钱（用细麻绳穿入麻钱方孔，串够一千文即为一吊钱）。在交换中如籴（买）麦子、粜（卖）粮食，不以银圆计价，一斗小麦最贱时两吊钱，最贵时涨到三吊钱。买粮多的粮商计价付银圆时按一圆六吊钱计算。
（二）纸币
民国25年（1936）以前，市面流通有孙中山肖像的壹圆纸币，黑蓝色，与壹圆银币等价。但酒泉此币较少，市面流通的多是油布票子，还有当票。油布票子多数是“平市官钱局”发行的，少数是当地资本多、字号老、有根底、有信用、有保证的铺子字号、批发庄印发的。票面最少50文，最大为两吊，用于购物交换或存放，与铜圆同值。
当票子是当铺家收押物品后出给物主的有效票证，当票不能买物，但可出售变为现金。买当票子的对象是富户和手中有宽裕钱认为有利可赚的人，照价买来。当铺对收当的物品，一般议价很低，当票上又有限期赎物规定，如逾期不赎，当铺有权处理。当物中往往有质量好的家具、衣物、器皿等，当主在迫不得已时才拿到当铺出当，因到期无钱赎回，只好将当票子忍痛出卖。但当票子不同于货币，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使用。
民国25年（1936）以后，“中央银行”发行了“野鸡红”大票子，票面竖直形。民国36年（1947）在发行铸有蒋介石头像银圆的同时，相继有“金圆券”出笼，初期金圆券与银币壹圆同值，以后又发行了“银圆券”和关金票子。随着内战的不得人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圆券”、“银圆券”、关金票子贬值，形同废纸。到民国38年（1949）初已彻底破产，老百姓只好用“金圆券”、“银圆券”（野鸡红）叠成扇子或裱糊顶棚墙壁。
【注释】
[1]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页。
[2]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61页。
[3]丁焕章：《甘肃近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322页。
[4]甘肃省财政厅编印：《甘肃省政府财政厅二十四年度工作摘要报告》，甘肃省图书馆藏，1936年。
[5]李扩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载《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
[6]陈万里：《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
[7]陈庚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8]陈万里：《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9]《酒泉县永定乡长王成德等马代电诉灾荒痛苦情形恳恩核减亩款以救灾黎由》，甘肃省档案馆藏，档号15-6-433。
[10]《函复准函据酒泉县永定乡长王成德等代电称恳求核减亩款一案已批示碍难照准请查照由》，档号15-6-433。
[11]李清凌：《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
[12]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7页。
[13]陈庚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14]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大事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15]资料来源：明驼：《西北见闻录》，见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
[16]明驼：《西北见闻录》，见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
[17]资料来源：明驼：《西北见闻录》，见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
[18]明驼：《西北见闻录》，见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19]李扩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台湾成文出版社成文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合作出版，1977年，第26460页。
[20]陈庚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21]此表数据出自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22]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130页。
[23]《河西志》，1960年油印本。
[24]酒泉档案馆藏：《三十八年大事记》。(www.daowen.com)
[25]酒泉档案馆藏：《三十八年大事记》。
[26]丁焕章主编：《甘肃近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6页。
[27]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28]《民勤水布》，载《甘肃贸易》1943年第7期。转引自裴庚辛：《民国甘肃手工纺织业研究》，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9]王树基：《甘肃之工业》（内部印刷），甘肃省银行印刷厂，1944年，第14页。
[30]甘肃省轻纺工业厅纺织志编纂办公室：《甘肃纺织工业志》（油印本），第308页，转引自裴庚辛：《民国甘肃手工纺织业研究》，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31]参见吴廷桢、郭厚安著：《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32]参见酒泉市肃州区档案馆藏刘兴义编：《民国酒泉县志》油印本。
[33]张桂海：《河西羊毛产销概况》（下），载《贸易月刊》，1942年第1期。
[34]李晓英、魏明孔：《论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以近代甘肃河西地区的羊毛出口为例》，载《历史教学》2015年第22期，第9页。
[35]张桂海：《河西羊毛产销概况》（上），载《贸易月刊》1942年第9期，第47页。
[36]李晓英、魏明孔：《论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以近代甘肃河西地区的羊毛出口为例》，载《历史教学》2015年第22期，第10页。
[37]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驻津办事处，1948年，第198页。
[38]参见许道夫：《中国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3页。
[39]李洛之、聂汤谷：《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驻津办事处，1948年印行，第31表。
[40]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85页。
[41]政协酒泉市委员会等编：《酒泉文史资料》第7辑（人文地志专辑），酒泉市印刷厂1994年，第122页。
[42]天津工商业丛刊之十：《天津市皮毛肠衣业经营的方向》，天津进步日报社，1951年，第19页。
[43]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44]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45]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46]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47]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48]林鹏侠：《西北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3页。
[49]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50]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51]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52]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
[53]高良佐：《西北随轺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6页。
[54]明驼：《河西见闻录》，见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9～110页。
[55]陈庚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56]邓慧君：《清到民国时期晋商在甘宁青地区的经商活动》，载《陇东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57]刘继云：《旧银川的八大商号》，载《宁夏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宁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转引自邓慧君：《清到民国时期晋商在甘宁青地区的经商活动》，载《陇东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58]宋仲福、邓慧君：《甘肃通史·中华民国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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