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苛捐杂税繁重、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商品短缺，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解放战争时期的税种、税率，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当时沿用清代税种有田、房契税，税率6%；牲畜税，税率3%；屠宰税，税率4%；牙贴税，税率3%；当税，税率3%；烟土税，税率5%～15%；百货税，税率5%；印花税，税率3‰；斗捐，税率4%；课程税，税率6%～10.55%。同时，还增加了许多税种。如工商企业每户每月行捐2～4元；酒税，税率40%；货物税，税率5%；房捐，住房按房价征税，税率2%，出租按租金征收，税率20%；所得税5%～30%累进税率；临时商业税，税率l0%；粮捐税率4%；利息所得税，税率为70%～80%；营业牌业税，税率3%～5%；遗产税，税率5%；宴席税，税率l5%；娱乐税，税率30%；烟土税，税率5%；还有兵役捐、戡乱捐、警捐、赌捐、防共捐、地方不敷捐等等。全省统计，正税26种，新增税捐23种，各地自行临时摊派尚不计算在内，真是名目繁多，不可胜举。并且，不断大幅度提高税率。如几年内，就将盐税负担提高12倍，统税提高2.5倍。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民政府颁令豁免大后方各省1946年度田赋。但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又规定田赋仍旧征实。征实标准是每元折征小麦2市斗8升，并实行征1借1原则。1947年分配甘肃省采购军粮任务为70万大包（每包200市斤，约合1.43市石）。甘肃省政府只能从征借中提供30万大包，其余40万大包只得从市场上采购，到年底只采购到16万大包。l948年采购军粮配额为40万市石小麦。这对于缺粮省的甘肃是个很大难题，而且中央政府所付给的粮款，不是现市价。如1947年9月至lO月采购的小麦，到年底时才给价每石20万元，而市价已涨至60多万元。1948年元月小麦每石市价已超过95万元，但中央政府只给35万元，等于给甘肃省每年增加了几十万市石的田赋。这一时期，全省除正税外，新增税捐和地方自行临时摊派名目繁多。如玉门县1947年查定自治税捐1059万元，当年实征1794.19万元，其中营业牌照税92.27万元，使用牌照税223.8万元，公荒牧租税502万元，屠宰税274.8万元，筵席娱乐税418.5万元，特种营业牌照税1万元。除自治税捐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杂税。1941年玉门县田赋为2793.42石，到1949年增加到4580.8石，增加了一倍。敦煌县1947年农业税共开征税种12种，全年征收税款20573.9万元。工商税共征收21815万元，其中营业税8710万元，牲畜营业额税2609万元，契税1348万元，地价税172万元，土地增值税1530万元，营业牌照税574万元，使用牌照税1202万元，公荒牧租税781万元，房捐税1892万元，屠宰税1787万元，筵席税1210万元。税额每年成倍增长，说明农民的负担已大大超过抗战时期了。

解放战争时期，财政出现空前危机。据《甘肃通史》记载，1946年初，甘肃省财政预算收支均为32.45亿元。主要用于军事支出即占76.3%，经济建设1.3%，教育文化2%，后二者合计3.3%。1946年6月，国民政府改革财政体制，由中央、县两级预算体制恢复为1941年前的中央、省、县三级财政预算体制。中央税收10种（主要是所得税、关税、货物税、盐税、矿税、土地税等），省税收2种（营业税50%，土地税），县市税收9种（营业税50%，土地税、房捐、屠宰税等）。其中土地税即田赋，原是地方最大税收，新税制按中央30%、省20%、县50%分成；但又规定“中央确认有需要时，得向省县收购所得粮食”^[58]。新的财政体制表面上看，省级预算独立的核算，但实际上收入很少，必须依赖中央的补助。如1947年赋税收入140亿元，支出却达到750亿元，赤字610亿元；1948年上半年，本省税捐收入215亿元，中央补助4819亿元，占收入的96%，支出却高达6420亿元，赤字1386亿元。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且赤字一年比一年高。国民党中央对甘肃的财政补助就是大量空运至兰州的法币，必然导致物价的飞速上涨。1946年底，粮、布价已超过1945年7月的1倍左右。1947年1月，各地粮食交易转入黑市，一般市民买不到粮食。从此，物价如脱缰野马，大幅度上涨。2月，国民政府宣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严格管制金融、物价，禁止黄金外币买卖、流通，各县采取对应措施。但由于国民党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通货膨胀也愈来愈严重，物价成为天文数字。1947年的一年中酒泉粮布分别上涨了16倍和近13倍。到1948年8月19日小麦每石3900万元，雁塔白布每匹9300万元。7个多月中粮布各上涨65倍和近52倍。如同1937年7月比较，上涨幅度：小麦上涨433万倍，雁塔白布547万倍。这标志着法币已贬值到丧失作为通用货币的资格。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从8月20日起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定额20亿元；金圆券每元兑法币300万元，限期收兑；黄金、白银、外币禁止在国内流通、买卖、持有，限期向中央银行交兑；照8月19日水平，冻结物价和工资，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计价；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国民政府运用专政手段来强制推行货币改制政策，并强行将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这是国民政府对全国人民的又一次大掠夺。甘肃省于9月8日成立以郭寄峤任主任委员的经济管制委员会，对进出境的物资进行管制。按8月19日制定了物价手册，责令按手册进行交易；派出人员检查、登记各商号货物，实行限购。8月23日，酒泉法币贬值，发行金圆券，政府收兑民间金、银、外币，物价飞涨。10月10日，为管制物价飞涨，甘肃省经济管制委员会酒泉分会和酒泉各县经济检查队成立，各县县长兼任队长，决定对日用品实行限量购买。如酒泉县县长喻大镛兼任队长，决定对日用物品实行限量供应，上等香烟每人限购一盒，衣料一套，肉半斤，照明蜡烛每月公开配售一次。同时对各商号经营的百货，进行登记、限价，因而造成商民恐慌，纷纷抢购，物价比限价前更为飞涨，粮食价形成黑市，更趋缺乏。据1949年《七区导报》记载：

时局动荡不安，物价如脱缰之马，上涨不已，因此，在这军、公、教人员生活濒于绝境的时候，抢购风潮不胫而走，由武威、张掖到酒泉，13日上午9时许，酒泉北市场少数军人，首以三千三金圆券折合一块银圆的价格购买什物，未几，全部摊贩搬走，无货可卖。遂又到东大街，最先被光顾的是通华西，依照政府3月份所发的银圆价格抢购食品。又有几家纸烟店及杂货铺遭受损失不少，其最惨的是东街一家寄售所，寄存物品被抢购一光，为首的虽是几个军人，也有几个老百姓掺杂其内，浑水摸鱼。至11时，治安当局获悉后，即派兵弹压，遂告平息，并将一干人犯扣留法办。(www.daowen.com)

国民党政府以专政手段来推行其币制改革的效力只维持了几个星期，就宣告失败。因为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并未消除，而当时物资又极其匮乏。许多商店按限价出售商品后，因无法买回商品而被迫关门，或被迫隐匿物资。于是禁止商店自行停业，但许多商店开门后，货架却无货，许多物资却在黑市上以高价交易。到1948年12月底，小麦每市石由13金圆券上涨至360金元，雁塔白布由31金圆券上涨至1320金元。4个多月分别上涨27.8倍和42.6倍，平均每月分别上涨6.5倍和10倍。也就是说粮食价格平均4.7天翻1番，布匹价格平均3天翻1番。

金圆券贬值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法币。当时有人计算，到1949年元月后，印制100金圆券的成本已达200金圆券，金圆券又步法币的后尘，丧失了作为通货的资格。但国民党政府仍然加速印制大额金圆券，到1949年6月，发行额高达1303046亿元，为原定额的65000万倍。这个时候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已大为缩小，偏处华南、西北、西南等地。因此，金圆券贬值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它的发行额的倍数。

国民政府因为财政危机而进行币制改革，但币制改革的失败导致酒泉各地物价暴涨，社会公众购买力因日渐加重的赋税而萎缩。且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没有消除，当时物资又极端匮乏，许多商店按限价出售商品后，因无法买回商品而被迫关门，或被迫隐匿物资。一些大的商家、政府官员，利用自身优势和权力，囤积居奇、倒卖倒买，攫取高额利润，而中小商家纷纷倒闭，关门歇业，致使当时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造成众多的失业者，许多人失去生活来源，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当时酒泉一般公务员发工资1000金圆，面粉每斤50元，可购面粉2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