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晋商，延续清代以来的传统，但其经营模式却发生了质的变化，经营规模扩大，从商人数增加，从经营土产为主到以经营洋货为主，洋货品种和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当时从天津购进的洋货约占全部货物的七成以上，各地土货则占全部进货的三成。一些大的商号在天津设立货栈，派遣办货人员长期住津集中办货。在经营洋货的同时，晋商还从本地收购大烟、羊毛、枸杞、甘草、发菜等当地土特产品，运往京津等地。这些土特产品很受京津地区民众的欢迎，民国14年前后，外运的当地土特产日益增多，本地商品出口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民国前期，从天津出口到英美的皮毛逐渐增多，京津一带的买办商人开始在甘宁青地区经营皮毛生意，晋商看到其中的商机后，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和经营品种，他们与买办商人合作，涉足皮毛行业，使其经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势力达到顶峰。当时甘宁青地区几个规模大、资产雄厚的皮毛商号，如瑞凝霞、步云祥、大德源等，均由晋商经营。1920年京绥铁路通集宁时，英国的泰兴、仁记、平和、聚利等洋行都在兰州设庄收购皮毛，这些洋行都与晋商保持了密切联系。晋商在兰州设总的皮毛收购点，在临夏、西宁、贵德、丹噶尔（今湟源县）、永登、永昌、张掖、酒泉等皮毛产地也设庄收购皮毛。他们利用外商享受的子口半税优惠特权，将收购的皮毛或直接运销天津洋行，或直接转售给当地洋行，从中赚取优惠利润。1931年以后，政府取消了外商的子口半税优惠政策，洋商几乎外撤，晋商承揽了全部的皮毛生意，当时永登各商号有资金64万多元，永昌各商号有资金128万元，张掖各商号有资金150万元，酒泉各商号有资金110万元，这些商号还在青海北部地区和嘉峪关外收购皮毛，逐渐形成了以永昌、张掖、酒泉三地为皮毛交易中心的地区。以1936年为例，永登、永昌、张掖、酒泉四地的羊毛出口量分别是675，1552，2090，1580，计5897吨^[56]。

民国时期晋商从天津将洋货输入酒泉，其路线是先由天津运至包头，再由包头运往兰州和银川，兰州货物再分销到酒泉，也有从内蒙古草原走北路的，此路主要通过骆驼运输完成。从包头运往兰州的货物，有驮运和水运两种方式：冬天黄河结冰时，靠陆路驮运；春天解冻后，以水运为主，租船逆流拽行。“逆水行舟进货，每担（240斤为一担）运费白银1两7钱，日行40至50里，全程约需30天左右；顺水行舟运出外销的土特产，每担运费1两白银，日行80里，全程约需18天左右；运货工具除骆驼、骡马外，还有专营运输的脚行。每驼载重240斤，日行80里，每百斤百里运费2钱白银。从平遥至银川约需20余天^[57]。”

民国时期，晋商在酒泉各县的商业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开设商行店铺。酒泉县晋商的商业行当有，票号：蔚丰厚、天成亨、协同庆3家。前两家资本20万两，后一家资本12万两，均属山西平遥帮。商号：如三盛源商店，经营百货、杂货；福德隆商店，经营布匹、杂货、香烟和山西曲沃出产的“东生烟”；福泰和商店，经营绸缎布匹、百货、杂货；聚义涌商店，经营绸缎、布匹、杂货、百货；惠丰和商店，经营杂货、布匹、百货；自立益商店经营百货；元兴祥商店经营食品酱园，继美丰商店，经营食品酱园。以上这些商店都是零售店，还有些字号是批发庄，如蔚隆章是布匹、茶叶、杂货批发庄，万成永坐庄收购批发皮毛、药材。(www.daowen.com)

第二种是小本经营的小贩。他们无字号，只在市场上摆小摊经营土布、小百货。如周冶庵、范德轩、梁春林等。

第三种是跑街的经纪人。在买卖之间充当“掮客”，说合生意，收取佣金，如习文、李金牛、王寿田等。

第四种是在乡镇开设小商店、小药铺。如酒泉的金佛寺镇，坐落在离县城60公里的祁连山下，由这里的观山口子可进入祁连山腹地的采金场。在金佛寺堡子内，有三盛源的分号双盛源商店，德生义商店，魁盛源商店，任盛和商店等。

晋商在酒泉商界势力很大。有四任酒泉商会会长为晋人担任。如第一任是三盛源的财东李在山，第二任是元兴祥的财东王肇祥，第三任是福泰和的财东阎宝廷，第四任是继美丰的财东毛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