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酒泉，出现了“商店林立，街道宽敞，且尚整齐，商人以晋秦为多，次则天津，以其地属甘新孔道，商贾往来，百货云集，繁盛不亚于张掖。商品输入来自东路者，以陕西之布匹、纸张为大宗；自西路入者，以新省之葡萄干、杏干、敦煌之棉花为主品；由包头经蒙草地而来者，为洋货、茶砖等；南路青海之蒙番，则以羊毛牲畜为大宗。酒泉向上之洋货，价反廉于兰州者，以由草地来少经关卡也^[48]。”

酒泉输入的商品以京、津、沪、汉、秦（陕西）、楚（两湖）、川、滇之洋布、绸缎、茶类、纸张、海菜、棉花、纸烟、洋杂货为大宗，中西药品及江西、汉中瓷器次之。棉花来自新疆，大布来自三原，钢铁、纸张、裱纸来自汉中，另有四川的绸缎、丝线等。茶类分官茶和私茶。官茶又称副（茯）茶，由商人向官府认领茶票，按票计税。每票茶2000公斤，纳税银258两（合361.2银圆）。官茶主要来自湖南安化，在陕西泾阳加工成砖块状（砖茶），经泾川入兰州茶库，再转销至酒泉。私茶按一般商品由商人经营。其中春茶（云南普洱茶）每饼1元，由文县进入兰州后销往酒泉。紫阳茶来自汉中，巴山茶来自四川，香片茶、龙井茶来自京津，分别由磴口、泾川进入兰州后销往酒泉。

民国14年（1925），酒泉县城有商号71家，其中：百货、布匹、绸缎业10家，文具业5家，杂货业7家，烟业5家，中药业10家，西药业3家，糕点、酱园业4家，山货皮毛业6家，饭馆9家，茶社12家。如广泰堂经营中药1200多种，自制的还少丹、苏合丸、牛黄丸、小儿惊风散等中成药，质量高、疗效好，运销全国各地。

20世纪30年代，酒泉开始出现洋行。民国23年（1934）后，外国洋行在酒泉等地设立许多分支机构。一方面推销五金器具、电器、汽车材料等商品；另一方面又收购皮毛等农畜产品，洋行的收购活动把酒泉同欧、美商品市场联系了起来，刺激了酒泉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但是，外国商人享有特权，洋行及其代理人在收购中压价，损害了中国商人及民众的利益。市场上外国商品（洋货）日益增多，损害了民族工业的发展。1935年前后，日货充斥于市场，据《西北随轺记》一书记载，1935年前后，日本的各种商品已在酒泉一带大量流行，每年销售量均在两万元以上。“酒泉县原有大小商号70余家，近因农村破产，购买力薄弱，新疆道路阻塞之故，商号倒闭甚多。据最近调查，大商号仅三家，小商号十五家，其资本最大者不过万元而已。关于外货之输入，除少数之土布、土产及新疆大布、棉花外，余皆为日俄两国之货。日货由绥远运来，俄货则由新疆转运销售^[49]。”“安西县城商店仅六七家，均系小本营生。外货输入以俄货较多，日货次之。俄货自新疆运来，日货自包头转输，大抵西北各地几尽为日、俄两国商品之尾闾，互相竞争甚烈，本国货品反不经见^[50]。”

主要输入商品的销售情况如下表：

1935年酒泉市场日货输入表^[51]

1935年酒泉市场俄货输入表^[52]

1935年安西市场日俄货输入表^[53]

敦煌的商业在民国初期比较兴盛，由绥远西来的物品和新疆东来的物产，都集中在此销售。商贾有晋、陕、川、冀、鲁、豫各地商帮，以晋帮的势力最大。此外还有维吾尔、回族、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商人。新疆东来的货物以棉花、皮毛、葡萄干、瓜干、杏干、和田绒毯为大宗，或批发于本地商人销售，或开零食店、摆地摊出售。内地商人以收购敦煌本地的棉花、烟土、药材、皮毛等商品运往内地销售为主，同时贩运布匹、茶叶、纸烟及日用工业品在敦煌销售。(www.daowen.com)

1933年敦煌市面所售商品及价格统计如下：

1933年敦煌所售商品及价格表^[54]

据统计，1935年，新疆运往敦煌的物产主要有：棉花3550担，每担240斤，每百斤价20元；大布180担，每担约300匹，每匹长1丈6尺，宽1尺2寸，售价4角；白葡萄1000担，每百斤价20元；杏仁60担，每百斤35元；杏干70担，每百斤20元；此外还有大宗皮毛及少数俄货^[55]。

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冲击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爱国人士宣传抵制日货，而国民党通告“禁止抵制日货”，实行法币改革，废止银本位制，禁止白银流通，实行纸币制。酒泉外货洋货倾销，白银外流，物价暴跌。面粉每公斤由0.218元跌为0.066元，猪肉每公斤由0.496元跌为0.278元，白布每米由0.54元跌为0.25元。延续到民国25年（1936），市场物价继续下降，市场零售价格指数，以1930年为100，则本年下降为67.6%，百公斤小麦换购白布15.17米，或线袜12.96双。

抗战时期，酒泉商业贸易发展较快。苏联援华物资、军火源源不断经新疆、酒泉转运中国各战区。中国以皮毛、药材、茶叶、生丝、桐油等农牧产品和锡、钨、铋等矿砂偿还。酒泉、安西设有代办处或仓库，从事收购转运工作，带动了酒泉商业的发展。

1937年，酒泉物价开始上涨。1938年，酒泉市场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比值是1米白布换购小麦33公斤，一条毛巾换购猪肉5.25公斤，一包火柴换购猪肉1.5公斤。1公斤铁钉换购羊毛8公斤。1940年，酒泉黄牛每头法币700元，马一匹1000元，骡子一头1300元，驴一头400元，小麦每老斗（20公斤）8元。到1941年，酒泉小麦每斗涨为11元，犁铧100元，耙25元，耱8元，耧子60元，石滚10元，铁锄20元，小铲子18元，镰刀15元，木牛车600元，铁车2000元。1942年7月至8月间，物价又猛涨几近一倍，到11月，阴丹布、安安蓝布上涨4.5倍，红白糖上涨5倍。当年，酒泉私人商号总计购进商品总值（法币）614.98万元，销出商品总值为445.9万元，亏损159.08万元。

1945后，酒泉日用工业品短缺，土特产品滞销，生活必需品减少，而非必需品充斥市场。工业资金转入商业，商家或抢购生活必需品以保值，或囤积居奇获取利润。政府管制、专卖物资日益增多，商业经营范围缩小，正常商业、民营商家受到排斥，社会公众购买力因日渐加重的赋税而萎缩。1948年，通货膨胀加剧，物价快速上涨，公众购买力急剧下降，一些大的商家、政府官员，利用自身优势和权力，囤积居奇、倒卖倒买，攫取高额利润的情况十分严重。如官僚、士绅们利用公款或银行低息贷款，倒买倒卖棉纱、布匹、汽车、轮胎、汽油等限价物资，从中大量获利。而中小商店却成批倒闭，有的门面半开，货架上却无货物出售。到1949年，情况更加严重，商店关门，或无货可售，各大街两旁到处是摆地摊出卖旧货的人群，但出售者众，购买者少。出售者大多数是失业的工人、店员或公教人员。他们希望换些钱来维持几日的生活。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造成众多的失业者，许多人失去生活来源。当时酒泉一般公务员发工资1000金元，面粉每斤50元，可购面粉20斤。据《肃北县民族贸易史稿》记载，到1949年8、9月间，一盒火柴换一只绵羊，一块茶叶换两只绵羊，一对细瓷碗换一只绵羊，一匹土布（60市尺）换十二三只绵羊，20斤面粉换一只绵羊，一斗小米换两只绵羊等等。若春季赊销，秋冬季收账时，一般还要加上五成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