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繁重的苛捐杂税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当局多次大开烟禁，鸦片的大量种植挤占了耕地，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致使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不少农民流离失所，农民赤贫趋势日益严重。

1922年2月，甘肃督军陆洪涛勒令各县广种鸦片，不种者按亩罚款，由于官家禁烟政策不稳定，忽禁忽放，老百姓怕上当受骗，种者虽有而不多。及至四、五月间，陆洪涛派军官到酒泉等各县提取亩款，见种烟者寥寥，于是洽商于县知事，采取按地摊款，其不适种烟之地亦勒令出款，诡其名曰“懒款”。各州镇守使并借机搜刮（时皖系的吴桐仁为肃州镇守使），对不种烟的农民悉以罚款。酒泉农民苦不堪言，种了违禁、不种要罚。

鸦片的大量种植必然挤占大量的耕地，耕地的减少必然影响粮食种植和粮食产量，从而引发粮价上涨。敦煌县1911年到1934年粮食价格变动情况便是最好的例证列。

1912—1934年敦煌县粮食价格变迁情况^[21]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1912年至1934年，敦煌县的小麦和大麦价格总体呈上涨趋势，小麦的普通价格由3元涨到20元，最高价达到23元，最低价也为17元；大麦的普通价格由1.6元涨到17元，最高价为22元，最低价为19元。1925年大麦价格为4元，次年急剧上涨到20元，上涨了5倍。这一时期小麦也由2元上涨到10元，上涨了5倍。粮食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是大量的鸦片种植。特别是国民军进入西北后，为了筹措军费，鸦片大面积种植，挤占了良田面积，粮食的总产量减少，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粮价因之飘升。1933年以后，政府逐步采取措施禁绝鸦片，一些烟田改作粮田，粮食总产量有所提高，粮食的价格开始回落。据1933年不完全的调查材料显示，当时农村中有1/4的农户却占有全部耕畜的60%，1/4的农户完全没有耕畜。无耕畜的人家全部是贫苦农民。而有二耕牛以上的人家，主要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不但占有较多的耕畜，而且占有较好的耕畜。很多农民穷得连牛都买不起，耕牛租借已是很普遍的现象。在缺乏耕畜的地方，只能以人力代替畜力，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在小麦良种推广和种植方面，虽然政府也曾提倡赠种、贷种等办法来鼓励农民推广优良品种，但取得的成效很有限。新式农业技术如选种育种、土壤肥料、防治病虫害、新式农业机具等，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有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然而，各种新式技术的推广，必须以经济作为后盾，这对于当时自身温饱都难以解决、正常生产经营都难以维持的广大贫苦农民来说，是缺乏吸引力的。驻守酒泉各县的国民党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向农民摊派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加重对农民的盘剥，加速了农民的贫穷和农村的破产。(www.daowen.com)

1925—1929年，甘肃五年持续大旱，大部分耕地颗粒无收，农业空前大减产；30年代初期（1931、1933）的粮食产量有所回升，这是酒泉在大灾之后的农业生产恢复时期；1934年至1936年间，年产量接近民国初期，这是酒泉在民国时期谷物生产的高峰时期之一。1936年，国民党敦煌县政府发布禁毒命令，铲除烟苗，收交烟枪，处罚烟民，大面积公开种植鸦片的局面基本上制止。经济作物中，棉花产量满足不了本地区需要，棉质次于楚豫，长期从陕西、新疆输入。

193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应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之邀，在陕西视察后由秘书高良佐陪同西行，经武威、张掖、高台等地，于5月30日来到酒泉视察。后由高良佐整理出版了《西北随轺记》一书。据《西北随轺记》载，当时酒泉县耕地面积为120280亩，种植小麦6万亩，产量9.9万石（平均亩产1.58石，约合600斤），每石价15～20元。糜子1.7万亩，产量4万石；谷子2.1万亩，产量5万石；大麦1万亩，产量1.2万石，还有豆类、高粱、稻子等。鸦片面积不在其内（县长不敢汇报）。但他认为：“大批农民生计，以鸦片售价，为唯一财源。近年鸦片价格低落，生计日窘，加以频年兵匪骚扰及亢旱影响，鬻儿卖女之事，曾见迭出，十四五岁之少女，最多能卖身价大洋8元，又以赋款紧迫，农民恒以高利贷应付，为害尤甚。居民大抵以野菜及树皮充饥，亦甚惨矣”。书中还有“金塔县长之言”一节。金塔县长周志拯赶来酒泉迎接邵委员，并想顺便观瞻关外景物，在搭车陪同前去敦煌的路上，向邵元冲尽吐苦水：金塔共2区10乡，3438户，21681人，平均每户6人，原有耕地62000亩。因风沙肆虐，现仅有58700亩。如雨水充足，农田可收成七八成，祁连山水不发，仅收三五成。农产品以小麦、糜子、棉花、鸦片为大宗。每年6月15日烟土上市，乡民赶集，熙熙攘攘，盛极一时，是一年中最红火的日子。全县财政收入，每亩地摊收1.5元，全年收8万元，而上交烟亩罚金4万元，军队支应1万元，其他杂交0.7万元，用于地方的就无几文。而上级摊要的烟亩罚金及军队支应年年增加，所以每亩摊收也增至13.6～32元不等（如按当时酒泉粮价1石10～15元计，种一亩地，一粒不落，还得倒贴），“实属骇人听闻，人民处于重敛之下，以举高利贷、卖儿鬻女以纳公款。区乡间县，终日忙于催款收粮，无暇顾及政令。^[22]”

民国初期自然灾害也比较严重。1924年，河西各地大旱成灾，秋后又遭雹灾。1927年5月，甘肃发生大地震，河西震区波及古浪以西，敦煌以东各县。据酒泉档案馆藏《酒泉三十八年大事记》载，民国17—18年（1928—1929）连续两年大旱，斗米贵至五、六元以上，“酒泉田禾无收。树皮草根，人相争食，山羊野鼠也将啖尽，既乏籽种，又无耕牛，虽有沃壤，尽成荒田，贫苦农民饿死于道旁、沟壑者不可胜计。”每日在赊饭场乞食饥民达四五千人。“民国19年，（1930）酒泉春旱秋雹，民饥甚。^[23]”民国21年（1932）入春以来，旱魃为虐，禾苗无收。秋又遭雹灾，斗价大涨，民饥甚^[24]。民国36年（1947）酒泉又遭大旱，风沙，雹灾。禾稼元收，民大饥^[25]。除此以外还有诸如地震、水灾、风灾也接连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