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甘肃政局混乱，社会矛盾尖锐，生产停滞，人民负担沉重，生活极为贫困。当时酒泉各县农民除了上缴地丁银、本色粮和草束外，还得上缴各种巧立名目的附加税和摊派，比如：“省附加”，即在正额田赋项下，又附加的数字。旧制省附加一般为正粮1石，加征1斗5升；丁银1两，加耗羡1钱5分；“县附加”，是由各县征收数额不等的公文费、司法费、农会经费、教育经费等；“地丁盈余”，即地丁附加税，每征正银1两，加收银5钱5分；“正粮盈余”，即正粮附加税，各县征收标准不一，一般为正粮1石，家征5斗5升，也有高达7斗9升者；“杂赋”，包括盐课、朝觐、课程、地税、年例及年例科价，屯租、丁站、农桑、药味及脚价、匠价等。“军事摊派”，即民国时期军阀按亩摊派的军费；“县临时摊派”，即县级政府按亩下摊的“维持费”、“地方费”等名目的附加税^[11]。除此之外，征收者还采取各种勒索的手法，从中进行勒索或不合理的二次小量附加，使农民负担更加沉重。

1914年，甘肃督军张广建令各县开征田产、房产及验契税。将原来附带在田赋中征收的耗羡、药味、朝觐、茜草等从田赋中分离出来，重新征收，而原田赋和附带征收的款额不变。次年向全省开征田产、房产及验契税、印花税、屠宰税、烟酒公卖税、农具税、鸦片通过税，并提高旧税率。盐税、驼捐、羊捐、皮毛产物捐、铁桥捐、农具税、磨课、茶课及鸦片通过税都比过去有所提高。1916年，张广建向全省加征一五毫羡，每征银1两者，加征老库平银1两7钱5分，折合银币4元余。又附加教育经费、烟苗罚款、军费杂款等。于是原交1两者，竟增至40元^[12]。

1923年，农民种烟一亩须交银币6.5元以上，（按河西田地每亩可产烟土三四十两），并按每亩收烟土40两，以每两烟土3角计，每亩年收入银币12元左右，除去烟款工料，所剩无几。农民实指望种烟获利，但经官家盘剥，生活穷迫至极。但官家征收罚款，起初每亩5元，后来逐渐增加至每亩30元。收烟款的军官，允许县长截留4%，归其所有，县长得到利益，自然积极催征。同时甘肃省府还派“财政专员”进行催征。

1929年，安西因“吴廷章盘踞半年，农民除饷秣杂物予取予求外，匪兵四出劫掠。凡稍裕之家，必借搜枪为名，而行抢略之实，各村财物为之一空”^[13]。1931年，马仲英为扩充实力，在酒泉大肆抓兵，频繁征派捐款，还巧立名目向商绅、百姓摊派“捐献”或者“借款”，并派士兵持枪入户收缴，逼得商店倒闭，摊贩逃离，酒泉老百姓叫苦不迭。马仲英在各县大量征兵筹粮，扩充军备。仅在敦煌一县，1931年8月到12月，就“征兵500多名，索要小麦、白面400余担，马草42万斤，豌豆340余石，皮衣1500件，棉衣500套；至于银饷摊派更是屡征不止”。1933年4月，又在敦煌“强征马料一千余石，骆驼600峰，白洋6000元”^[14]。据民国档案资料记载，1932年，敦煌县南湖村有居民60余家，500多人，仅24家有支付能力，其军费负担情况如下表：

1932年敦煌县南湖村军费负担表^[15]

上表反映的是1932年敦煌南湖村的支应项目。敦煌南湖村共有农户60余家，1932年全村“有账可稽的支应项目”包括军队10种，政府4种，共计12688元，平均每户211.5元。实际上有支应能力的只有24户，平均每户528.7元，而每户地的收获量不过谷物64石左右，其总价值以最高价格计算，亦不过256元左右。所以，农家在“饭可以不吃，款不可不缴”的情况下，“只能种几亩鸦片烟来应付款项，而没有出产鸦片烟的人家就自认倒霉，非借债便卖身、卖物以相偿。总之，没有特殊势力可以不缴款的，便只好由中人之产，慢慢地变为贫家，等而下之，贫家的结果便是家破人亡！^[16]”(www.daowen.com)

再以金塔县大坝乡1933年的军费负担为例。

1933年金塔县大坝乡军费负担情况表^[17]

金塔大坝村1934年1—7月农家负担种类为18种，其中地方政府10种，驻军8种。而该村前7个月的负担分摊在每亩地上已经是钱6.126元，粮5.68升，料0.53升，合计达8元之多，“可是此间老百姓全年每亩谷物的收获量总价值，最多亦换不上八元”^[18]。又如对酒泉1754户农家负担调查，各种捐税为48139元，其中田赋14798元，占30.7%；烟亩罚款11377元，占23.6%；杂款12268元，占25.5%；驻军费9696元，占20.1%。除田赋外，其他3项占各种摊派的69.3%。酒泉县农民负债情况：全县1754户农民中，不负债者占0.5%，不能负债者占12.5%，负债者占87.3%。负债原因，税款占50%，口粮占40%，杂用10%^[19]。这种情况在酒泉各县都很普遍。可见农户为上缴各种赋税而债台高筑。

“民国22年，马仲英往返肃州、新疆，经此三次集结大队驻扎半年，或三、四月不等，即以最后一次过境动支粮秣各物情形为例，据县府调查，安西至哈密间计程11站，该军所需粮秣由安西驼载，曾动用仓储粮食490石，民间供支粮料2000石，骆驼700余只，牛车500余辆，马300余匹，驴600余头，骡200余匹，羊800余只，购买各物费用，亦在5000元以上^[20]。”其掠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为收取田赋杂税的官者，更是每日忙于征收税赋，至于政务则顾及很少，农村经济发展所唯一依靠的决策者，其作用成了讨要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