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西北大小军阀林立，各自为政，混战不断。这一时期先后主政甘肃的军阀，为弥补财政亏空和筹建军队费用，政府变相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将征收烟亩罚款作为挹注军费、维持行政开支的主要手段。首任甘督赵惟熙，借口财政困难，向各州县提取盈余，地方官不能完成者，以撤职查处。1915年3月，甘督张广建令全省禁种鸦片，派员查禁烟苗^[1]，本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甘肃工业落后，再加上战乱不断商业凋敝，财政收入极为有限，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财政开支，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鸦片为首要的进款来源”^[2]。1922年后，在“寓禁于征”的口号下，陆洪涛在甘肃大开烟禁。勒令各县征收“烟亩罚款”，广种鸦片。农民无论是否种烟，均要按亩缴纳烟款，农民不得不种植较多的鸦片，以应付沉重的苛捐杂税。每年四、五月间，陆洪涛派军官到各县提取亩款；收获季节，派武装部队下乡征款。当时酒泉县的罚款是70000元，金塔县40000元，安西县12000元，玉门县15000元，敦煌县40000元。烟亩罚款是农民负担最重的款项。1923年4月，甘肃省又一次大开烟禁，勒令各县农民种植鸦片，且加重了烟土税，每亩收烟土款达40两。致使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总产量下降60%以上。酒泉的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20%至30%，而烟税又愈来愈重，群众不堪其苦，致使农村土地大量荒芜，不少农户倾家荡产。1927年12月，刘郁芬又以甘肃吸食鸦片者多，防止外省烟土逗入，金钱外溢为借口，在“寓禁于征”的口号下，令全省继续种植鸦片，征收“烟亩罚款”，而又对不种烟者，征收“懒款”，每年收“各项烟捐税款多达400多万元”^[3]。由于种植鸦片，土地被占用，良田面积减少。酒泉县年均种植鸦片9016亩，占耕地面积的20%～30%，烟土产量270500两，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金塔县种植鸦片2000亩，产量60000两；安西县种植鸦片433亩，产量13000两；玉门县种植鸦片4000亩，产量120000两；敦煌县种植鸦片6133亩，产量184000两。种植鸦片需要肥沃的土地，一些上好的田地往往被选择为鸦片用地，粮食产量总体上不能满足人民所需。粮食总产下降，一遇天灾人祸，饥馑遍地，死亡流离，络绎于途，给农村经济以沉重打击，农村一派萧条景象。

马步芳和马步青占据甘肃河西地区后，也以烟款购买枪支弹药，维持马家军的生存。由于马家军阀长期割据为政，纷争不断，民不聊生。马家军阀以“烟亩罚款”作为其军费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此大力搜刮民脂民膏，使得酒泉人民在极度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

1934年，甘肃省58县烟亩罚款总数为4，524，000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4]。此种罚款“政府先视财政支出及各种税收不足各有多少，然后定一主观上的总额，根据此种总额，分配各县，必令县长如数征收”^[5]。甘肃省财政厅规定酒泉每年要缴十多万的烟亩罚款，不管你种烟不种烟，政府非要这笔款不可，况且此类征收给县长有5%的提成，征数越多，提成越多，县长也乐于从事。

政府沉重的赋税和烟亩罚款导致酒泉的人口大量外流，农田荒芜，农民不堪重负。1934年，安西“民间村落十之五六已无人烟”^[6]。敦煌农民因“兵匪扰，差徭繁重，全家避往新疆，近五年络绎不绝”^[7]。农民“种后，因课税重，不足以维持其生计，于是携家出关者纷纷，遂令膏腴之地，顿成荒废”^[8]，严重影响了酒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1936年初，酒泉县永定乡乡长王成德、丰乐乡乡长张安仁两次上书民政厅，痛陈当地农村破产，百姓生活困苦，请求减免亩款：(www.daowen.com)

二十五年之烟亩罚款业已开征，而民穷财竭，十户十空，又非产烟区域，较之他乡大相悬殊，且国赋正供，荒芜无着，以瘠苦僻乡，担负均等，况灾余残生，仅存微息，岂能担负巨款，若不设法救济，减轻负担，势必流离殆尽。乡长等职责攸关，难安缄默，唯将实际穷苦情形，联名电恳施恩拯救核减二乡亩款，稍苏民困^[9]。

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查该县二十五年罚款比额，早经呈奉省政府核准，令饬该县县长遵照征解在案。预算攸关，未便变更，所请核减之处，碍难照准，仰该县乡长等，劝导民众，踊跃输纳，以颐急需。^[10]”理由很简单，政府亩款预算已编订，不能轻易变动，因此希望该乡长剀切劝导人民，积极缴纳款项，以顾急需。可见，政府为了应付自己的“急需”，置老百姓的性命于不顾，仍要他们缴纳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