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斯普林格尔德（1842—1905），中文名字叫林辅臣，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郊区的农村，20岁时在布鲁塞尔服兵役。同治四年（1865）以仆人身份随四位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今河北省崇礼县西弯子从事传教活动。他当时只是一名助手，主要任务是干零活、做劳务、搞联络、采购物品以及打杂等。同治七年（1868），林辅臣离开崇礼到北京谋生，在德国公使馆任警察。此时，对中国语言文化进行了深入学习。因工作关系来往于京、津等地，结识了一些外国朋友，其中包括著名的地质学家德国人李希霍芬，并受雇于这位地质学家，利用协助李希霍芬找矿、担任翻译和助手的机会，深入中国的北方地区，走遍了当时中国18个省中的11个，找到了一些矿藏，特别是煤矿。期间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风俗人情，逐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李希霍芬很喜欢林辅臣，并把他推荐给欧洲商行。

同治十一年（1872），林辅臣以欧洲商行代理人的身份，从上海来到张家口，购买羊毛、驼毛、绵羊皮等物品卖给英商，再将茶叶、食糖、面粉、棉织品等贩运到张家口。同治十二年（1873）一月，年近31岁的林辅臣，在张家口和一位信仰天主教的中国姑娘结婚，他们共同生活了33年，生有3男9女。同治十四年（1875），林辅臣又在呼和浩特市开了一家皮货商店，全家也从张家口搬到了呼和浩特。在呼和浩特居住了近7年的时间，除了经营皮货生意外，对中国社会又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光绪八年（1882），依据《中俄伊犁条约》规定，清政府开设肃州口岸时，时任北洋大臣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对德国地质学家找矿非常感兴趣，经常阅读李希霍芬发表在《华北先锋》刊物上的文章，由此了解到了林辅臣，知道了他的经历和能力。所以李鸿章选定了这位比利时人作为朝廷命官，担任酒泉税务司的税务官。

从光绪八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82—1896），林辅臣在酒泉居住14年，他的税务司就设在酒泉城北城门口。林辅臣任职期间，不仅行使税务官的职责，还代表清政府处理有关司法、公共事务、教育和卫生方面的事务，他被授权在酒泉审理汉人、蒙古人和土耳其语系民族之间的诉讼，由于他断案公正，不徇私情，不仅得到朝廷和洋人的认可，而且在酒泉人民中赢得了较好的口碑。林辅臣早年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会做简单的外科手术，曾在他的衙门里设药铺和诊所，他的妻子和女儿承担护理工作，他自己充当外科医生。他还兼管“种痘局”，在当时天花流行的中国，人们把这项西方医疗技术看作了不起的技艺。在这里就诊的不仅有当地官员及其家属，而且更多的是士兵、农民和商人。酒泉地处“丝绸之路”要津，许多欧洲探险家、传教士都受到热情好客的林辅臣款待。如俄国探险家奥布鲁切夫兄弟就是他的客人，他不仅带奥布鲁切夫兄弟参观鼓楼、学校等设施，还设中国宴席招待，有时还和客人一起参观嘉峪关等名胜古迹，向客人介绍酒泉的风土民情，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让来酒泉的外国人遵守中国的法律。

肃州是甘肃最西部的一个重要商埠口岸，来自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商人，均在肃州交纳税款。林辅臣在任期间的政绩，不仅得到了酒泉人民的认可，也受到了甘肃府政的器重和清政府的注意。光绪二十年（1894）春天，林辅臣被清政府派往乌鲁木齐工作，后又被李鸿章派到唐山附近的开平煤矿工作。期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想打开比利时在甘肃的大门，就利用过林辅臣的影响力。在比利时企图参与修建京汉铁路的谈判中，林辅臣不负众望，谈判成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二十八日，与清政府签订修建合同。光绪三十一年（1905），林辅臣从新疆处理完教案后回到甘肃兰州，陕甘总督升允想请他恢复早在光绪二十三（1883）就关闭了的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厂。同时，林辅臣呈报陕甘总督，建议设立“甘肃制造油烛糖酒公司”，开采玉门石油，制造洋蜡、洋胰子，并种植糖萝卜造糖，用葡萄造酒。甘肃当局即批准成立公司，并聘林辅臣为公司总办，由其先行赴比利时招雇工匠、购置机器。当时他已患严重的糖尿病，在比利时奔波四个月后，返回途中，不幸病故于西安的一家教会医院，终年63岁。

【注释】

[1]《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2008年，第418页。

[2]林则徐：《塞外杂咏》，第5首，《云左山房诗钞》卷7。转引自武沐著：《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3]刘克让：《甘肃驿运问题》，载《西北资源》第1卷第6期，第81页。转引自武沐著：《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页。

[4]王先谦：《东华录》（雍正朝）卷5。

[5]《大清会典》（光绪）卷237《关税》。

[6]《清文献通考》卷32《市籴》）。

[7]《清顺治朝实录》卷137。

[8]王先谦：《东华录》（雍正朝）卷5。

[9]《清文献通考》卷26《征榷》。

[10]《陕西总督刘于义奏折》，转引自郭蕴静：《清代商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11]郭蕴静：《清代商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1～212页。

[12]《甘肃全省新通志》卷12《舆地志·物产》。

[13]《甘肃通志》卷20《物产》。

[14]《甘肃全省新通志》卷12《舆地志·物产》。

[15]《甘肃全省新通志》卷12《舆地志·物产》。

[16]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17]索斯诺夫斯基：《1874—1975年俄国探险与贸易考察团摄影集》，1883年，第481页。

[18]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肃州·物产》，酒泉县博物馆翻印本，1984年。

[19]《军机处副录》卷2292第6号。转引自武沐：《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8页。

[20]李屏唐：《甘肃羊毛加工简史》，载《甘肃青年》第7卷，第2、3期。转引自李沐：《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页。

[21]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肃州·物产》，酒泉县博物馆翻印本，1984年。

[22]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肃州·诗》，酒泉县博物馆翻印本，1984年。

[23]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24]鼓英甲：《陇右纪实录》卷8，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25]《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6《杂征》。

[26]《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9《征榷一》。

[27]《清圣祖实录》卷111。

[28]《清圣祖实录》卷112。

[29]《清圣祖实录》卷111。

[30]《清圣祖实录》卷112。

[31]《清高宗实录》卷11。

[32]《清高宗实录》卷7。

[33]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转引自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26页。

[34]《清高宗实录》卷11。

[35]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转引自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27页。

[36]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转引自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27页。

[37]《清高宗实录》卷79。

[38]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转引自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27页。

[39]《清高宗实录》卷109。

[40]《清高宗实录》卷177，乾隆七年十月条。

[41]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另行委员照看使臣等贸易片》。

[42]《清高宗实录》卷207。

[43]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请另行委员照看使臣等贸易片》。

[44]《清高宗实录》卷261，乾隆十一年三月甲申。

[45]《清高宗实录》卷312，乾隆十三年四月丁卯。

[46]乾隆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增加准噶尔赴肃州贸易人数折》，并见《清高宗实录》卷312，乾隆十三年四月丁卯。

[47]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转引自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下），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67页。

[48]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转引自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下），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68页。

[49]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

[50]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

[51]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

[52]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www.daowen.com)

[53]单士元主编：《史料旬刊》第25期，故宫博物院出版，1930年。

[54]杨景升：《丹噶尔厅志》卷5，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21页。

[55]单士元主编：《史料旬刊》第20期，故宫博物院出版，1930年。

[56]单士元主编：《史料旬刊》第27期，故宫博物院出版，1930年。

[57]《朱批奏折》卷0156《民族事务类》第4号。

[58]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

[59]以上资料转引自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下），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69～73页。

[60]《清高宗实录》卷262。

[61]乾隆八年七月十七日《陕西巡抚塞楞额为查复陕西省销售皮张并无私派情弊事奏折》，载叶志如选编：《乾隆八至十五年准噶尔部在肃州等地贸易》（上），《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第24页。

[62]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28页。

[63]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甘肃巡抚黄廷桂为请定分销准噶尔货物章程事奏折》，载叶志如选编：《乾隆八至十五年准噶尔部在肃州等地贸易》（上），《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第24页。

[64]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

[65]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甘肃巡抚黄廷桂为请定分销准噶尔货物章程事奏折》，载叶志如选编：《乾隆八至十五年准噶尔部在肃州等地贸易》（上）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第24页。

[66]单士元主编：《史料旬刊》第24期，故宫博物院出版，1930年。

[67]《清高宗实录》卷348。

[68]《清高宗实录》卷378。

[69]《清高宗实录》卷312。

[70]《清高宗实录》卷378。

[71]《清高宗实录》卷373。

[72]《清高宗实录》卷171。

[73]《清高宗实录》卷109。

[74]《清高宗实录》卷230。

[75]《清高宗实录》卷406。

[76]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30页。

[77]张邵美：《武威县志》卷3，甘肃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78]《肃州新志·名胜》，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4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79]《肃州新志·城郭》，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49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48页。

[80]《肃州新志·街市》，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49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81]以上资料源于清光绪吴人寿、何衍庆著，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肃州新志·名胜·街市》，中华书局，2006年，第183～185页。

[82]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关隘》，酒泉县博物馆翻印本，1984年。

[83]以上资料源于清光绪吴人寿、何衍庆著，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肃州新志·名胜·街市》，中华书局，2006年，第183～185页。

[84]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论》，转引自刘继云：《旧银川的八大商号》，载《宁夏文史资料》第12辑，第126页。

[85]黎迈：《甘肃金融之过去与现在》，载《西北资源》第2卷第2期，1959年5月。

[86]参见《史料旬刊》1931年第28期，转引自宋伦、田兵权：《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59页。

[87]鸿杰：《咸阳碑石》卷90，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88]李刚：《明清甘肃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分布特点》，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

[89]甘肃地方志编委会：《甘肃省志·商业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90]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258页。

[91]张才、张寿彭：《解放前酒泉山西商帮述略》，载《酒泉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肃州区委员会编，2001年，第230～231页。

[92]《清高宗实录》卷605，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辛未。

[9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

[94]《清高宗实录》卷1366，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壬午。

[95]《钦定平定问题剿擒逆裔方略》（五）卷9，道光六年一月庚寅，常德奏，光绪十年内府本。

[96]傅恒等奏敕：《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正编卷45，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97]钟方：《哈密志》卷21《杂课》，载《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成文出版社，民国57年。

[98]升允等修：《甘肃新通志》，清宣统元年刻本。

[99]升允等修：《甘肃新通志》，清宣统元年刻本。

[100]王树楠：《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1页。

[101]《清史稿》卷124《志九十九·食货五》。

[102]《肃州新志·城郭》，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49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3]《肃州新志·城郭》，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49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4]《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50页。

[105]《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106]托德臣：《清末新疆的伊塔茶务有限公司》，《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

[107]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9～202页。

[108]秦宪周：《帝国主义洋行在甘肃剥削农民史料三则》，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7页。

[109]魏丽英：《近代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载《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