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以来，山西商人进入西北地区从事商贸活动。清代前期，朝廷大力经营西北，平定边疆，加大了对西北地区的政策扶持，山西商人的势力得以扩展，他们不仅在西北地区较大的城市进行商业活动，还活跃在一些偏僻县城和民族地区，并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优势地位。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河西地区由于其交通要道的地理优势，成为山西商人经营的主要地区之一，他们在河西地区行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势力大增，在河西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当地商业的主要力量。

早在康雍时期，朝廷对准噶尔用兵时由于军粮补给发生困难，曾使用部分商人供应军粮。这些随军商人在运粮的同时，还从事军市贸易，足迹深入河西地区和新疆。这些“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延边居住，素习土著也。其筑城驻兵处建屋集资，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机，未肯裹足，轻生而重利，其情乎。当大军云集，斗米白镪十两，酒而果蔬虽少售，亦需数金，一收十利，意犹未足”^[84]。由于清军的物品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格，随营商人获利甚巨，为此，他们才有充足的财力在大军离开后，留守各地，成为当地商业的中坚。

山西商人由于资金充裕，与内地商业联系广泛，经营具有较大的规模，其主要的经营方式除了从内地自购自销外，还从兰州、西安、三原、两湖、四川等地所设庄口接收绸、缎、布匹、瓷器、海菜、文具等生产生活资料，抽取担头费和佣金后，批发给各商号出售。山西商人还同蒙古人交易，每年定期运来粮食、布匹及杂货，与蒙古人交换，再将毛皮等畜牧产品运出去。(www.daowen.com)

同治年间，由于肃州城为马文禄等回民反清军占据十余年，商业萧条，山西商人遭受重创。左宗棠平息肃州回民起事，招民归里，恢复农、商、工作坊。至光绪中期，肃州工、农、商各业渐次兴旺，山西商人在酒泉的势力很快恢复。他们开设的大小商铺遍及酒泉城乡，主要出售丝绸布匹、京广百货、日用杂品、糖茶烟酒、食盐调料、笔墨纸张，收购酒泉及西北的皮毛、药材，贩运至全国各地。当时，在酒泉的晋商有几千人之多，较突出的有郭元卿、王星记、巨庆云、陆仲英等。山西商人在酒泉开设的票号有“蔚丰厚”“天成亨”“协同庆”三家。前两家资本20万两，后一家资本12万两，均属山西平遥帮^[85]。较大的商号有包头“三义堂”酒泉分号、“永盛堂”中药店等。在这些晋商中，有的经营皮货、药材，有的经营杂货。如“三义堂”酒泉分号，主要经营皮货、药材。他们的生意线很长，从天津等地经内蒙古、宁夏、甘肃到新疆。在交通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将从天津及东南各地采购来的货物从包头用驼队载往肃州和敦煌分号，然后批发给地方商贩，返回时再将分号收来的山货皮毛运回包头，之后再转卖往天津及东南各地。有的晋商虽然在酒泉没有字号，但他们采取“坐庄”的形式经销货物。如“三义堂”酒泉分号，将天津、兰州的药材转运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永盛堂”，再将新疆、酒泉的药材转运到兰州“永盛堂”。

清后期山西商人进货品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津货占绝大多数，而津货中的洋货又为是主要品种，所占份额也多。其洋货品种主要有：“金洋钱牌”漂白布、“人头牌”斜纹布、“军人枪牌”细布、“五马头牌”粗布、德国缎、直贡呢、花哒呢、哔叽、巴黎呢、荷兰白糖、化妆品、罐头、香皂、洋伞、铅笔、自行车、怀表、座钟以及英美烟草公司生产的“哈德门”、“单刀”牌号香烟等，此外还从天津进购海味，当时名曰海菜，在甘肃市场视为珍馐。海菜在河西地区奇缺，有较广阔的市场，伴随对其购买力的增加，形成了专门经营海产品的海菜行（俗称酱园）。